三、刘掞藜的古史观
    刘掞藜和顾颉刚之间的论争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的前沿阵地，从双方撰写的论文中虽也能看出刘藜掞对中国古史的基本态度，但毕竟过于零碎。民国十九年(1930)，刘掞藜应国立武汉大学之聘，任史学系教授，其间，曾撰《中国上古史略》作为授课的讲义。该讲义目前收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全书约十万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古史观。
    刘掞藜编《中国上古史略》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专门论述“太古史料之别择”问题。第二章至第八章将太古至秦代的中国史分为七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
    太古至尧舜：社会进化与政治文化萌芽
    夏代：君位禅让转成世袭
    商代：神权政治时代
    西周：封建政治完成时代
    东周春秋：霸主时代
    东周战国：贵族政治转成君主独裁政治时代
    秦代：君主专制政体之初立
    通读全书，不难体察刘掞藜古史思想的特点。尽管刘掞藜在古史辨运动中充当了批判疑古言论的先锋，但透过他对“太史古料之别择”问题的论述，可以明了，刘掞藜并不反对勇于怀疑的精神，他所极力反对的是“疑古过甚”及“疑古不当”。就史料观而言，刘掞藜对上古史的基本态度也是“疑古”的，他说：
    我国太古史事，自来绝无一记载稍完备稍真实之史书。其片言片行，一人一事，惟散见于周秦诸经诸子。而诸经诸子又多讬古改制，或不免传说歧异，真伪杂糅。逮乎汉晋，谶纬杂说云兴，增益附会丛出，太古史事益纷乱难理。……史家著述，往往推引远至五帝以前。神话荒唐，殊非事实!(29)
    刘掞藜也引用崔述《考信录》“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的论述，表示要继承乾嘉学者敢于怀疑的治学传统。刘掞藜和顾颉刚同是在继承前贤的治学传统，同是在“疑古”，何以两人却走向了论战的对立面?姑且撇开政治因素，刘掞藜精心编写的《中国上古史略》的八个章节启示我们，刘掞藜疑古的目的在于“建设”——构建出一套在史料来源上基本可靠、能向学生及公众讲授的上古史来。而顾颉刚疑古的目的在于“破坏”——推翻现有的古史系统，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30)。作为中央大学史地研究部的一员，刘掞藜显然不能忍受顾颉刚将中国历史“打对折”的行为。但难能可贵的是，刘掞藜对顾颉刚的批驳没有借民族情感或政治批判来做文章，而基本上从一个纯粹学者的立场，从求是、求知的视角出发来摆事实、讲道理。因此，刘掞藜的古史观显得更冷静、更务实。
    在刘掞藜看来，上古史事之所以自古以来即让人生疑，其根本的原因是年代久远，记载缺失、鲜少：“盖太古草昧初开，书契初作，民智幼稚，文物疏陋，虽有史事，无能记载，其后进化，文明渐启，史事稍有记载矣，而亦简约”。因而“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状况，也是历代文人史家早已认识到的现象：“夫孔、左、杨、屈诸子生当春秋战国，去古未远，而已或叹古初之事莫纪，或断唐虞以前史迹弗载，或置黄炎以上之事不道。矧周秦以后，遭秦燔灭史籍之余，而妄言上世，侈谈其事迹，岂非荒诞而不可信哉”(31)可见，刘掞藜的观点很明确：疑古固然重要，但疑古有当疑者，有不当疑者。对于古圣先贤亦无能为力的上古史事，若无地下出土的新证，今人与其纠结于有限的文献，不如采取存而不论、暂时存疑的态度，不然，“各执一说，聚讼纷如，穿凿支离，臆为曲合。究之孰是孰非，无能决定；纵欲深知研诘，而虚无荒渺，徒劳无功；即能曲为别说，终不能得识者之致信。吾人如此，宜弃绝而弗道”(32)。此为不当疑者。
    但对于上文提到的讬古改制、传说歧异、真伪杂糅、谶纬杂说、附会丛出的内容，刘掞藜采取了毫不犹豫的怀疑态度，此为所当疑者：
    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讬古改制，始铺陈上古人物史事，于是有所谓“五帝”……不宁惟是，且忽增“三皇”之说。……逮秦始皇议帝号，李斯等竟进“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最贵之言。其后桓谭《新论》遂为“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之荒古政治史说。是故有识之士，心常疑之，或斥其诬。
    更可笑者，复有所谓中国首治君主盘古之说……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而蚩蚩流俗，往往称道之。(33)
    刘掞藜的“存而不论”及其所疑和所不疑基本代表了传统史学派“疑古而不疑经”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经”之所以可不疑，是因为“经”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疑古”的结晶，“经”之所之被称为“经”，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正由于在与无数谶纬杂说的比较中显示出优势，“经”才被人尊奉。就经书的产生过程和目的来看，一般而言，“经”是为了传信史而教化人民，而不是为了制造谎言而欺世。就史料的选择和利用而言，经书一般比较严谨。因而，“经”自然应该成为当世学者做古史研究时的首选资料。刘掞藜本人就是这种观念的严谨奉行者，例如，他遍览群书，发现“我国古代诸书，皆言尧舜有禅让之事。特异说纷纷”，为此，他共列出有关禅让的八种异说，感慨“以上八说，其孰是耶?其孰非耶?其皆想象或‘讬古改制’之言耶?殊莫能明”。经过慎重的比较与选择，终决定“今姑以《虞书》、《孟子》及《史记》为据”(34)。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刘掞藜在构建其上古史框架时，选择立论依据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对史料选择和利用的严谨与否。《中国上古史略》所依据的史料及参考书，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五经”或“十三经”，但凡史料运用比较严谨者，刘掞藜会有选择地采用。例如，对尧、舜以前的“太古史”，他宣称：
    今余之叙中国太古史迹，惟以《易》、《礼》、《诗》、《书》、《史记》、《韩非子》等取材比较严谨者为据。班固《白虎通义》等论上世社会进化而至于有政治文化之状况，极与今日社会学家所言者相符，殊多可采，故亦引焉。……至如《补三皇本纪》、《帝王世纪》、《拾遗记》及谶纬诸书所言虽详博，但悉属神话杂说，怪诞不经，毫无信史价值，不足闻问。(35)
    依据刘掞藜关于古史的上述观点，自然可以将其归入比较“守旧”的传统史家的行列。但他并不是那种拒绝新事物，对世界潮流及国际学术动态充耳不闻的传统主义者。相反，他对当时的东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例如，在论及上古“社会进化与政治文化萌芽”时，刘掞藜特意谈到“后世所命之古人象征名”的问题，他强调指出：
    惟吾人须知：所谓庖牲氏、神农氏者，特表社会进化中发明畜牧、发明农业者之象征，非实指一定之某人，或某一人自名庖牲氏、神农氏者。故有历史眼光者，类能知之。(36)
    事实上，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各个章节基本按照进化论的史观安排，向读者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由无家族、无制度的简单初民社会向“创制渐多与政治萌芽”、“政治组织之渐备”直至君主专制政体确立的复杂社会演变的过程。书中对“宗法社会”的形成、土地兼并与阶级的兴起、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制演变等等方面，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极为相近的精彩论述。这些都表明，刘掞藜对新史观并非拒斥，他固守中国的史学传统，又积极吸收新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并把他接纳到的新知识、新观点纳入到中国传统史学的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当中去。
    注释：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页。
    ②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7～18页。
    ③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顾颉刚回忆说：当时“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我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第18页。
    ④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