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史学界研究美国对外关系，视角往往集中在它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方面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很少研究美国文化价值观在对外关系中的影响。美国文化价值观主要指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及与行为相关的信仰、思想、习俗、准则、惯例等等。这些东西往往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潜在地对人们形成约束，尤其是那些活跃于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决策人物更是难以摆脱这些观念的羁绊，他们常常将其体现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上，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表现出某些独有的特征。本文拟对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探讨，为揭示这些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或思路。
    一、奉天承运的“使命”神话
    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这种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影响着美国人对其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新教伦理。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所倡导的新教教义是其中的主要理论体系之一。尤其是他提出的信仰得救的“预定论”，即上帝以其绝对的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则为弃民，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发财与破产，是区分二者的标志。由此引发出关于新教徒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责任或义务。这种宗教价值观被英国清教徒带到了北美大陆，成为美国使命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使命观尽管对于新教各教派来说都不失为一种使自己在尘世间的行为合理化的解释，但它所体现出的内容在虔诚的清教徒身上则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本想在故土大展鸿图，推进宗教改革，实现梦寐以求的神圣理想。但由于他们的主张反映出新兴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因此很难为统治阶级所容忍。随着英国王室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英国的特殊地位在清教徒的心目中逐渐消失。而当王室开始对威胁其统治基础的清教徒进行迫害时，大批清教徒只好背井离乡，移居北美，试图在这块尚待开发的大陆上建立一个为世人所仿效的理想社会。早期移民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不无感触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①a]他们决心在这块新土地上进行神圣的实验，把它建设成为受世人敬仰和效仿的“理想王国”。北美移民始祖们的这种“使命”信念作为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壤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北美大陆地沃人稀，资源丰富。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早期移民成功地适应了这里的自然环境，精神上摆脱了昔日的压抑与束缚，物质上享受了大自然恩赐的优越条件，从而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自由的珍贵。虽然早期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只寻求到了自身所享有的自由，还没有形成把这种自由推及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但新大陆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这种意识融合进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由此体现了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进而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对美国外交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学者莫雷尔·希尔德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中写道：“考察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②a]这里是指深受白人文化熏陶的决策人物很难在思想意识上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从美国领导人的言论中也的确看到这方面的倾向。如威廉·麦金莱总统1899年就曾对一个卫理公会组织说，他做出兼并菲律宾群岛的决定是为了履行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③a]。威尔逊1919年宣称：“我比其他任何人更相信美国的命运，我认为，她有一种精神能量，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用此来使人类获得解放。……美国享有完成其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④a]类似这样的言论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并非鲜见。他们的所说尽管不是所为的真实反映，但折射出了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非是想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美国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打着履行特殊“责任”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地把对弱小国家事务的干涉推向高潮。其结果并没有给被干涉国家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也不会有助于当地问题的解决，相反却给本来就不太安宁的局面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引起那里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不满，有时还酿成激烈的反美情绪。美国著名学者阿瑟·林克就把威尔逊的政策称为“传教士的外交”，认为威尔逊的外交受到“帮助”其他民族的愿望促动[①b]。他的解释仅仅注意到了威尔逊政府在处理与落后国家关系中要求它们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而忽视了这种文化渗透恰恰是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扩张服务；更没有涉及这种政策给被干涉国家事务带来的并不是威尔逊宣称的“理想”，而是一系列无法忍受的灾难。德国学者马里翁·登霍夫指出：“基于道义价值之上的外交政策，正如威尔逊和杜勒斯所执行的那样，并没有明显使这个世界更加道义，相反却导致走到死胡同和一系列大灾难。”[②b]登霍夫作为一个置身于美国文化之外的学者，其观察可谓洞若观火，一针见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印第安人的生存手段在滚滚西进的车轮辗压下不复存在，世世代代居住着墨西哥人的领土在隆隆枪炮声中被并进了美国的版图，这些无疑是对美国宣称的“使命”的莫大讽剌。
    美国著名政治家威廉·富布赖特在《权力的傲慢》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决策者怀抱的那种不切实际的使命心态[③b]。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看，如果一个民族认为，它拥有上天赋予的一种优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或能力，就必然得出结论，拯救和统治落后民族是它的注定使命。历史上多少个大国就是在这种“使命”心态的驱使下，扬起了征服其他国家的大旗，尽管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却一步步地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美国是否重蹈覆辙，我们不敢妄断，但事实已证明，以履行一种特殊使命为特征的美国对外政策在执行中不仅没有完全奏效，相反正在受到被干预国家的强烈抵制。
    二、隔岸观火的“孤立”情绪
    孤立本来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尚未受到外界影响之前所处的一种封闭状态。15世纪末，哥伦布远航到了美洲。自此以后，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国家或民族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原来受地理因素限制的隔绝状态完全被打破，孤立的自然因素基本上不复存在。某些非西方国家或民族的统治者面对滚滚而来的“白人文明”的冲击，深感难以与之抗衡，只好人为地在其疆界上构筑起一道抵御外部威胁的屏障，以保证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完整性和单一性。中国、日本等国在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就是这种企图的表现。但这种人为的孤立状态一旦被打破，国家将会陷于更大的不幸。美国历史上的“孤立”尽管也是在特定时期实行的，但与某些非西方国家的做法却迥然相异。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于美国民族意识中的文化观念，孤立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如果对美国人的心理进行深层次分析就不难发现，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与欧洲有一种血缘关系，但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对欧洲有一种鄙视心理，认为欧洲在堕落，在沉沦，而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却感到自豪，因此他们感情上不愿与欧洲为伍[①c]。这种文化“情结”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北美大陆殖民地时期。当然这片人烟稀疏的荒凉大陆最初并未使他们坐享其成，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接踵而至，他们像被母亲抛弃到荒野的孩子一样孤立无援，只有奋力拼搏才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不过那绿水青山的自然风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一望无垠的平坦土地，不存在尔虞我诈的政治纷争以及动荡不宁的兵燹之灾，除增添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外，还使他们感到了上帝的“恩庞”。他们有时仿佛置于梦境，恍若有隔世之感，创造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全新世界的思想油然而生，把自己与腐败压迫的欧洲隔离开来的观念逐渐取代了对母国的依恋之情，一种普遍的孤立情绪在移民群体中形成，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反映出来。当然孤立情绪也是相对而言的，旧大陆的文化对新大陆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移民们显然不是把母国的文化简单移植到北美大陆，欧洲的许多封建残余在这里没有找到生根的土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们对母国甚少依恋所致。随着英国对殖民地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加深，欧洲大国不顾殖民地利益相互间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北美大陆的孤立情绪更为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北美大陆上的一些政治家正是从民众的这种意识中找到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驱动力。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有了代表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外部世界的纷争中，为了有效地维护这个新生共和国的自身利益，固存于美国文化中的孤立传统自然就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之中，成了在大洋之上筑起的一道天然“屏障”，一方面使欧洲国家在这道屏障面前望而却步，打消把美洲纳入大国竞争行列的意图，另一方面使美国不卷入大洋彼岸的政治纷争，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建设与发展。开国总统华盛顿1796年9月17日发表了致全国人民的《告别词》，系统地阐述了孤立主义基本准则[②c]。华盛顿的这篇著名演讲反映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立情绪，其重要性在于把传统的孤立思想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确定了美国未来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原则。美国的政治孤立空间从来不是北美13州的疆界，而是把欧洲与美洲两大陆隔开的大西洋。因此到19世纪之后，这种本来针对欧洲的外交方针便顺其然变成了维护美国在西半球利益的武器。19世纪20年代，当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面对着欧洲君主国家组成的“神圣同盟”干涉的威胁时，美国政府认为把整个美洲囊括到其孤立主义范围内的时机已经成熟，门罗总统遂于1823年12月2日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以《门罗宣言》而著称的政策声明，把孤立主义的空间延伸到整个美洲，从理论上发展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外交选择，从实践上把本来维护共和国独立的“盾牌”演变成问鼎西半球的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
    美国学者小塞西尔·克拉布指出：“从华盛顿告别演说开始，孤立主义实际上是关于美国与外部世界特定关系的一组态度和设想。孤立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几个组成部分，当这一概念被运用到国内外盛行的具体形势时，每个时代都往往修改它的内容。”[①d]此见诚有道理。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它的内容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孤立主义最初仅是针对欧洲国家的，其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欧洲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务，其基础是新旧世界各有一套迥然相异的政治制度。当然，美国从来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在经济上积极寻求资本主义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国外市场，为美国最终能与欧洲国家抗衡奠定物质基础。此外，孤立主义决不是一项消极的防御政策，美国实际上是在用孤立主义来弥补与欧洲大国竞争时力量的不足，既可借用这道“屏障”把欧洲大国阻挡在大洋之外，使自己在西半球这个辽阔的空间随心所欲，又可倾听着遥远对岸炮声隆隆的拼命厮杀声，犹若隔岸观火，或救或弃，视利而定。其实，欧洲的动荡常常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早期的孤立主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不仅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独立，也在随后很长的时间内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内外环境。
    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羽翼丰满了，其目光开始从美洲转向两洋之外，许多政治家发出了摆脱孤立的强烈呼声，主张进行海外扩张的集团逐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上风，孤立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凭借着内战后发展起来的强大经济力量为寻求海外市场大踏步地迈向了列强进行激烈角逐的场所，拉开了美国外交历史性转变的序幕。但是孤立情绪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股主要思潮，民众的意识远未从孤立状态中清醒过来，先辈的遗训还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政治家的思想，使他们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在入主白宫后虽然积极鼓吹海外扩张，试图以此唤醒滞留在美国人思想深处的强国和领袖之梦，但同时又摄于普遍的孤立情绪，未敢大有作为。威尔逊出任总统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借这一“天赐良机”，始而想充当交战双方的仲裁者，继而领导美国直接介入战争，进而扮演战后世界和平安排者的角色。在战争时期，美国国内的一切活动都纳入了战争轨道，人们对战时政府的热情支持在心态上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国内反对派也不敢对威尔逊政府的“离经叛道”行为啧有烦言，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孤立主义传统再次显示出了威力。威尔逊为美国设计好的战后世界蓝图最终在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面前成为泡影，他也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美国政坛。孤立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当选为总统后，面对着这股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也不得不曲意逢迎，随波逐流，以一种似乎消极的态度等待时机的到来。他在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上对国会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礼让三分，有时甚至唯他们的意见是从，惟恐在政治上招来不测。作为曾经是威尔逊“国际主义”忠实追随者的罗斯福尚且如此，足见孤立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和对政治家行为的束缚。其实，这一时期的孤立主义尽管还占据上风，但已与美国社会发展的大势背逆，因为它已不能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主义在鼎盛时期就已敲响了它走向衰落的晚钟。罗斯福总统不时地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一步步地把美国引向了国际竞技场。到了1941年12月7日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终于在珍珠港呼啸而来的炸弹声中彻底崩溃。然而，固存于人们脑海中的孤立意识并不会一下子就能消除掉。罗斯福曾私下说：“那些认为孤立主义在这个国家已经寿终正寝的人一定是头脑发昏了。只要战争一结束，孤立主义就会比以前更为强烈。”[①c]他的预言虽然未被历史所印证，但也并非无的放矢。美国人的这一文化情结只要一遇到适当的条件，便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对美国外交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多少代政治家要成为世界领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孤立主义尽管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仍深深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但在政府决策层内已失去往日的效能，只是在美国海外干涉失利时，才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一时期的孤立主义已不再要求美国放弃与世界的联系，同样主张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它与所谓的“国际主义”区别之处只在于强调美国力量的“限度”，即不能超越自身的力量。它代表了决策层内一种提倡“有限国际主义”的力量，美国学者称之为“新孤立主义”。这种主张尽管在美国与原苏联的全球冷战中不居支配地位，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是对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牵制，在美国外交决策中起到了“阀门”的调节功能。尼克松政府被迫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国内孤立主义思潮高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施莱辛格认为，里根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除了别的方面外，是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孤立主义从来不意味着脱离世界，其实质是拒绝对其他国家承担义务，坚持国家行动的自由不受妨碍。”[①f]施莱辛格在这里较为准确地道出了新孤立主义的实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决策层内孤立主义的呼声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局势要求美国采取新的外交政策，由此引发了美国政府内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新孤立主义作为其中的一大派别在辩论中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的呼声尽管在国会内和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基础，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但基本上未被政府所采纳。“全球主义”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