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发表《告别词》起，至今已过去了整整200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远非华盛顿时代所能比拟，但这位开国无勋留下的孤立主义遗产却融进了美国的文化之中，即使它已不合时宜，但也无法从美国人的意识中剔除掉。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孤立主义决不会在美国社会重现昔日的威风，但作为美国人意识深层中的一种文化积淀，在遇到合适的环境时，将会以不同的形式对美国政治生活发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三、边疆无尽的“扩张”意识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那些在不同时期曾盛极一时的“帝国”无不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深深地留下“扩张”的烙印。美利坚合众国兴起于近代，在美国人眼中它并没有跨入“帝国”的行列，但“扩张”却成为其主流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美国人从不讳言自己属于一个“扩张”民族，统治者更是受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因此，当美国开始考虑它的外部利益时，“扩张”便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
    扩张意识早就在移民始祖的脑海中存在，他们一踏上新大陆，便开始向西拓殖。尽管这种意识是移民们面对险恶环境所做出的一种求生图存的反应，但却在北美大陆的开拓中融进了美国文化，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朱利叶斯·普拉特指出的：“认为有一种天命在主宰和指导着美国的扩张，这种思想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简直有很少不存在的时候。”[②f]扩张本是美利坚民族文化特性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反映了美国对私利的追求，不管是扩张动机，扩张过程，还是扩张结果，都能从中清楚地看到被决策者奉为圭臬的国家利益在起着主导作用，但许多美国人却把这种最富有实用性的行为冠之于“理想”、“利他”等漂亮词句，以图掩盖扩张的真正目的。在纵横捭阖的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最大限度地追求本国利益原本无可厚非，人们谴责的只是那些不顾他国利益甚或侵犯他国利益的行径，然而美国人往往追求的是前者，他们一方面借助美国盎格鲁文化中的价值理想来实现既定的目标，另一方面则用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来证明其非人道行为的合理性。美国的对外扩张深刻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辽阔的疆土是一个大国所具备的自然特征。美国立国之初，羽翼未丰，国力远不能有效地对付其疆界之外的欧洲国家，但美国决不会囿于13州疆域之内，其文化中固有的扩张意识从国家与外部利益相关时就明显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美国充分利用时机，一步一步地将扩张触角伸向立国时的疆域之外，到了19世纪中期，基本上完成了在北美大陆的版图扩张，奠定了一个强国在疆土上所必备的基础。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正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美国对外扩张也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它的扩张已不再是以增加版图为特征，而主要是转向寻求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疆域外市场。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西部地区得到开发，欧洲移民大批流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各地区联结起来，形成了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广阔而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市场饱和的矛盾日益显得突出，过剩产品找不到销路，必然要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直接对美国的统治基础构成威胁。因此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宣扬经济扩张的言论甚嚣尘上，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在这种喧嚣声中保持缄默。在他们的鼓吹和敦促下，美国扬起了向海外经济扩张的大旗，步入了同列强激烈地争夺势力范围的行列。虽然它曾一度放慢对世界事务的介入，但海外经济扩张从未间断，且随着国内经济的急剧膨胀而日益加快，从国外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和原材料源源地流入国内，刺激着经济朝着更高的水平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承担“自由世界”领袖的物质准备工作。当今，尽管“经济扩张”这一术语已不多为美国政治家所用，过去那种赤裸裸地为经济扩张服务的手段似乎也已过时，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它已完全放弃。比如，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竭力敦促非西方国家接受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西方式的市场体制等，就是这种“经济扩张”的翻版。
    在国际关系学中，“文化扩张”主要指一国将其传统价值观传播或强加给其他国家，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以自己的文化观念影响着国际关系，西方国家尤其，但很少像美国那样如此热衷于文化扩张。有的学者把美国称为“文化帝国主义”就反映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这一特征。美国历史上的扩张对象无不是针对在美国白人眼中属于愚昧落后的未开化地区或国家。19世纪，美国白人在发起驱逐和杀戮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时，就自称是在向茫茫的西部传播文明、教育、共和体制和民主理想。当美国的扩张目标转向位于太平洋东岸中国这个神秘而富有魅力的文明古国时，美国领导人也认为美国优越的民主制度和独特的价值观将能吸引中国朝着美国规定好的方向发展。在此思想驱使下，大批的传教士纷至沓来，试图把教化中国人作为实现美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先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文化扩张又在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体现出来，试图以其文化上的“优势”，从思想意识上置对手于防守境地，最终实现用武力所无法实现的目的。除政府部门的文化扩张以外，还有一种在多数情况下由非政府部门受巨额利润驱动所展开的大众文化扩张。这种文化扩张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今全世界几乎每个地方都能感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存在，它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及其公众的思想意识。毫无疑问，文化上的“美国化”对那些信守传统的国家来说也许是不幸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但带给美国的好处恐怕不能仅仅用巨额的经济利润来衡量。美国大众文化扩张尽管一时不会对他国决策过程发生明显影响，但长此以往，维系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基础就会动摇。这将为美国实现其外部利益清除了一切潜在的障碍。因此对美国来说，大众文化扩张是美国外交中一种“低代价、高效益”的“软”资源，是服务于其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美国历史上的向外扩张是美国文化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特征，虽然它带给别国的常常是灾难和不幸，但美国人并不认为“扩张”是个贬义词，相反却认为它是美利坚民族开拓和冒险精神的体现，是上帝赋予他们在尘世履行的一种特殊使命的具体化。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希利就认为，“扩张思想从未在美国真正消失；它的存在从来没有完全与进步和使命的概念相脱离。从殖民地开始，美国人就把自己视为建设一个他们认为体现进步的更完善的新社会。”[①g]当然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的扩张并不像他们说得那样“动听”。尽管领土扩张已经成为过去，经济扩张也在采取更为隐蔽的形式，文化扩张也往往遇到异族他国的抵制，但作为一个所谓“一往无前”的民族，美国将不会放弃它所承担的“使命”。
    四、唯我独尊的种族“优越”心态
    美国学者阿尔森在《美国方式》一书中指出，“外国访问者常常发现，美国人总的来说是以恩赐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有点像对待经历有限、或许智能低下的孩子。”[②g]阿尔森所谓的“美国人”显然是指在美国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美国白人。在他看来，体现在白人身上的这种“优越感”已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在和异国人接触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阿尔森只是揭示了存在于美国现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并没有对这种现象追根溯源。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或种族主义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由来已久，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异族他国的看法与态度。
    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建立在对有色人种的刻板之见上，根源于美国白人自视为上帝选民的观念，但与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美国白人自认为生活在一个与旧大陆完全相异的世界，这里物产富饶，人们享有的民主自由又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体给予保障，所以他们确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他们眼里，就连欧洲也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智慧、创造力和天才早已枯竭，文明的中心已从大西洋的东岸转到了西岸。美国人对同种族的欧洲文化尚且如此，对不同种族就自然显示出更强烈的优越感了。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宣扬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大有人在，就连一些以实现民主自由理想为己任、对美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也不例外。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个典型的种族主义者，他根据肤色来划分人类，以说明不同种族的优劣高低。杰斐逊在1781年到1785年写的《关于弗吉尼亚州的札记》中论述了奴隶制问题以及这种制度对白人和黑人的影响。在这篇论文中虽然重复了他始终如一地反对奴隶制的思想，但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白人优越的情绪，他把黑人刻画为具有“强烈讨厌味道”的种族，由于天生的种族差异，不能与白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他认为黑人在外貌上丑陋，缺乏远见，记忆力也许同白人不差上下，但理性和想象力远不如白人。詹姆斯·麦迪逊在去世前几年尖刻地批评了提倡“白黑人口混合”的观点。虽然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把奴隶制视为一种邪恶，希望最终废除，但两人都认为，黑人无法达到白人的智力水平，否认两个种族在平等基础上和睦相处的可能性。他们设想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把逐渐解放的黑奴遣送回非洲，甚至林肯也持这种观点。这种视有色人种为低劣的观念已成为美利坚民族至今也摆脱不了的“痼疾”。
    历史的发展没有使美国成为像原南非那样的赤裸裸种族主义国家，但它不是一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社会，多种族的并存决定了居于支配地位的白人无法消除掉固存于他们脑海中的优越感，唯我至上的观念始终在国家处理种族间的关系上作崇，导致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幕幕种族屠杀、迫害、歧视的悲剧。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有色人种的地位在美国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白人价值观中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很难消除。这种文化隔膜带来种族间的巨大鸿沟非一时所能填平，结果必然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近移民，有多少人带着梦幻般的“理想”来到这个“天堂”之国，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够融合进美国的主流社会。有些人也许在这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物质享受，但文化精神上受到的压抑恐怕远不能用物质生活所能弥补。美国社会的确为人们的进取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对有色人来说，一道道无形的障碍只能使他们对这些机会可望而不可及。美国社会至今仍然背负着种族主义的沉重包袱，以至引发出一系列足以让政府挠头的问题，但这并不会因此改变固存于美国白人身上的种族优越感。只要美国白人居于支配地位，这种观念就难以消除，有时还会演化为令人发指的种族迫害事件。
    美国文化中的种族主义，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符合人类道德，但美国统治阶级却将之“理想化”，从冥冥上帝那里找到一种“选民”与“弃民”的解释。这种文化价值观成为美国处理同落后国家关系的重要尺度之一。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指出：“由于对辩论和决策者思想的支配，由于对新闻界的影响，由于对全体选民的控制，种族[优越感]强有力地形成了国家对付其他民族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只是包括对富兰克林时代之前的印第安人，当美国人形成独立的外交政策时而且包括对拉丁美洲、东亚和欧洲。”[①h]美国政府一向以维护世界“民主、自由”的斗士自居，实际上，种族优越感的文化价值观使这种“民主自由”具有了双重标准，一方面是美国白人的“自由”，另一方面是在“拯救”名义下非白人自由的被剥夺。当美国白人使北美大陆的“荒野”变成“文明”之日，也正是印第安人失去昔日自由之时。当美国以武力把邻国土地并进了本国领土时，美国白人仍在宣称，“白种人道义和智力的优越将拯救其他种族：这样最年轻的民族和最新开发的土地将成为最古老种族的复兴者和改革者。”[②h]美国学者卡尔霍恩在研究了威尔逊政府所制定的加勒比政策后指出，把“种族人道主义”说成是构成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一术语旨在说明威尔逊想要鼓励这些国家获得更多的民主生活方式，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打上了种族中心主义的烙印，所以，“他在使人民得到其自由的努力中，否决了他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③h]卡尔霍恩的基本立论并没有超出受本民族文化影响的局限性，他批评的只是威尔逊的外交方式，但不否认威尔逊的动机，从实质上肯定了威尔逊的政策。以此解释美国对外政策者在美国学术界也不乏其人，他们只注意到一些表面现象，用“良好动机”把种族主义与武力干涉联系在一起，只不过是在掩饰这种外交的实质。
    在当代美国外交中，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甚至为许多美国政治家所不齿，但种族主义遗留下的文化优越感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非白人国家的政策。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批评了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文化优越态度，他说：“当美国媒体赞扬韩国、菲律宾或泰国实行民主并有新闻自由时，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是明显的。这是一种用傲慢态度提出的赞扬，是拍着下级的头带着文化上的优越感给予的赞扬。”[④h]正是在这种优越心态的作用下，美国政府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衡量他国的行为，以自己的标准确定他国的发展方向，这种做法显然给本来就不安宁的国际社会蒙上了一层难以消除掉的阴影。
    五、结语
    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见识深远的政治家总是承认外交同样需要考虑文化价值观。……在20世纪，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虑为其处理外交的组成部分；的确，文化在他们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①i]他认为20世纪以来文化一直对美国外交政策发生着影响。其实，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外部的关系时，文化因素便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给美国外交打上了带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这些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在美国的具体外交政策上时，多数情况下变成了美国对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掩饰或解释。富布赖特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谈论理想，却很少描述他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他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②i]他这番话只是针对存在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普遍现象发出的批评之声，旨在规劝政府把对外政策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实际上，掩饰的只是一种现象，服务的却是真正的目的。体现在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决不会超越美国的自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