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江泽民在去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如何正确认识”，头两个就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说明了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意义。
    所谓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即一方面，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党的最终使命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从它诞生时起就不隐讳这一点，因此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断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厦不是空中楼阁，它既必须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又只能主要借助于社会化的大生产来建设，而这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不加分析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利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不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的好的经验，恰恰相反，需要充分地借鉴、利用和吸收。
    党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方面关系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就比较成功，国家的发展就比较健康，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则比较显著。比如，建国初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清醒，有七届二中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正确分析，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先是根据《共同纲领》使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随后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后期指导方针和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偏差，但毕竟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总的方面来看，相对于后来情况来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处理大体顺应了我国当时的实际。八大前后，党又着手对改造过程中的缺点和偏差进行纠正，并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发表了不少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振聋发聩的宏论。如毛泽东在1956年12月讲过可以考虑在我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他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开厂。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这么一通宏论，说明在那段时间，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是清醒的，如果付诸实施，对于调整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极具指导意义。
    这以后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发生了曲折和挫折，主体错误属于“左”的倾向。它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密切相关。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发生逆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片面强调两者的不相容性，视两者为绝对对立的两极。这个思想的继续发展，就是在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这一比较长的时间内，既然在不断地进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就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抓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文化大革命”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错误认识推向了极端，也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达到了极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就是对这两者关系错误认识的最典型、最荒谬的表现形式。对两者的错误认识达到这种地步，社会还能正常发展？邓小平总结这个教训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这种状态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发生失误后导致的严重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关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它们具有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具有共存性、依赖性、可转化性。过去的失误在于对前一方面的关系看得较多、较重，而忽视了后一方面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在充分认识两者的前一方面关系时，又要十分重视两者的后一方面关系。邓小平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近80年之经验，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强调就社会制度而言，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坚持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而言，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为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言，这两者的关系相当复杂，要作具体分析，对属于资本主义腐朽和没落的那些东西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多重关系的这种具体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并将这些方针政策升华到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主体地位论、一国两制论、四项基本原则论、精神文明建设论等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改变了过去比较简单直接的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主张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当然也有某种限制和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新思路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56年底讲的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火花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新思路，毫无疑问，包含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方面关系认识的新概括。也正是根据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这个新概括而形成的上述许多理论观点，才使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它的威力表现在实践上，是使20世纪中国在最后21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上半个世纪闹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经过对社会主义含辛茹苦的探索，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创业难，那么继往开来一点也不轻松。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既要继往，更要开来，使中国发生更大的变化，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注：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
    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实现“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目标。10多年前，邓小平对毛泽东提出的目标作了具体阐发、规划了三步发展战略。他反复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50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56页。）。
    这是一个既无尚光荣，又无比艰巨的任务。事实上，在21世纪，不仅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异常艰巨，而且无论就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来看，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既有使我们国家能够加快发展的机遇，也有可能使我们国家遭受困难的挑战。就后者而言，从国际环境看，政治方面的多极化与单极化的斗争、经济方面的走向全球化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斗争、文化方面的信息的全球网络化与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的斗争都将更趋激烈。同属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中美、中日关系将更趋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和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他们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遏制我国迅猛发展的方针也是不会改变的。当然，为了政治的经济的利益，他们目前也不愿看到中国“天下大乱”。中国不稳定，对他们也会冲击不小。这样，演变与反演变、遏制与反遏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在21世纪将会以极为复杂的形式长期存在下去，有时甚至会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上有所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