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朝与中南半岛间的交通线及其利用
    唐朝对云南西部边陲的开拓，可从姚州都督府管辖州县的分布窥知。姚州都督府统辖众多羁縻州，迄今所知最西部的羁縻州为今腾冲。(18)可见，唐朝对西洱河至天竺道的有效管辖，大体上仅限今腾冲以东的区域；行者进入今腾冲以西的地区，便只能走民间便道。
    天宝间南诏割据，多次对今腾冲以西的地区用兵，《南诏德化碑》说阁逻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唐文宗时南诏再次出兵骠国(位今缅甸中部)，攻破位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弥诺与弥臣，还进攻位于今萨尔温江口的昆仑及中南半岛南部的洞里萨湖，因无法舟渡而退兵。(19)在所征服的地区，南诏建广荡、丽水、安西、苍望等城镇并驻兵镇守。南诏还开通经今云南临沧至伊洛瓦底江中游的“青木香山路”(20)以及由今云南景东过景洪达中南半岛中南部的道路。(21)南诏对云南以西地区的用兵具有扩张性质，但也疏通了西洱河至天竺道的西段，客观上便利了中南半岛诸国与中国的陆行往来。《旧唐书·西南蛮骠国传》说：骠国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1800里。看来骠国联系南诏，便是通过经些乐城(在今云南潞西)至阳苴咩城的道路。
    唐朝与中南半岛诸国的往来较频繁。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唐和好后，中南半岛诸国与唐朝的交往达至高潮，经由云南的陆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骠国是中南半岛北部的大国，辖弥臣等18属国，唐代以前“未尝通中国”。贞元十八年(802)，骠国王知南诏王异牟寻归附，乃遣其弟悉利移随南诏进贡，献国乐十曲及乐工多人。入朝前韦皋于成都谱录其曲，画其舞容及乐器以献。(22)唐人《骠国乐颂》也说：骠国王子献其乐器及乐工，“逾万里自至于蜀”，韦皋遣使者护送入朝。(23)可见骠国使者赴唐朝贡，行经过云南入成都的道路。贞元二十年(804)及元和元年(806)，骠国又遣使朝贡。(24)
    中南半岛的其他古国遣使入朝，也多选行经过云南或交州的道路。武德八年(625)，文单(在今老挝)遣使朝贡。天宝十二年(753)，文单国王子率26人入朝，唐授之以属果毅都尉。文单王子回国行经交州，玄宗诏其随何履光征讨南诏，事迄许其还蕃。大历六年(771)，文单国副王婆弥入觐。贞元十年(794)南诏归唐后，文单再次入贡。(25)贞元二十一年(805)弥臣国嗣王乐道勿礼朝贡，唐朝封其为弥臣国王。(26)唐臣制文述其美，有“骠国之与弥臣，伏联踪而叠轨”等语，可见弥臣与骠国的使者为接踵或相伴入朝，亦必行经云南。(27)另据《蛮书·云南城镇》：自开南城(在今云南景东)走陆路达永昌须10日，水路下弥臣国30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国三月程”。表明自永昌沿今伊洛瓦底江可达弥臣国，南下可至昆仑国(在今缅甸萨尔温江口)，亦与前述相佐证。
    秦汉以来交州受中央王朝统治，历来是封建王朝与中南半岛中南部及其以远地区交往的中转站。诸国经由交州赴中国内地，有陆路和海路可供选择。西汉置日南郡，徼外诸国皆由过日南的道路献贡；东汉桓帝时，大秦、天竺亦经此道入贡。(28)唐代交州的位置进一步提升。因内地联系交州主要是通过海路，同时也由于唐朝与海外诸国交往频繁，交州的海运枢纽地位得以巩固。《旧唐书》说：“交州都护制诸蛮，”海南诸国大抵位于交州以南及西南，居大海中州之上，“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29)西人依宾库达特拔所著、成书不晚于咸通初年之《道程及郡国志》，亦谓Al-Wakin(即龙编，在今河内)“为中国第一个港口”(30)。晚近学者亦认为，“交州在唐代依然为中国最南之繁盛贸易港”。(31)
    关于交州达中南半岛中南部及其以远地区的道路，唐代的记载大致如下：一路由驩州东行至唐林州安远县，经古罗江、檀洞江、朱崖、单补镇至环王国都城(在今越南中南部)。若自驩州西南经雾温岭、棠州日落县、罗伦江、石蜜山、文阳县至文单国算台县，再经文单外城、内城可至陆真腊(在今老挝)，南行可至小海及罗越国(在今马来半岛南部)，再往南则达大海(今太平洋泰国湾)。如自通海城取陆路南下，经贾勇步、真州、登州、林西原可至昆仑国。(32)《新唐书·南蛮传下》谓真腊赴唐朝的陆路，经由安南的驩州与道明；若走海路远行，还可由交州至天竺与大秦。“(天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33)安南的演州西控海路，为自广州等港口通往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的大路所必经。(34)位于今缅甸丹那沙林一带的顿逊国，其国之东界通往交州；由位林邑东南之婆利国，航海经丹丹国、赤土和交州可达广州。若自中原赴赤土，自广州乘舟先抵交州，再经林邑乃达。赴北与林邑隔小海相望之盘盘国，自交州船行40日乃至。(35)
    安南不仅是海外诸国赴广州交易的中转站，也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据记载：中天竺以海贝为货币，以金刚、旃檀、郁金等珍物与交趾、大秦、扶南等国贸易。(36)贞元八年(792)，原计划赴广州的海外商船普遍改往安南交易，大臣陆贽谓为广州官吏“侵刻过深”所致。(37)徼外诸国多经海路赴安南等地贸易，因交州刺史、日南太守贪利盘剥，其值十者必折之二三，“由是诸国怨愤”(38)。位今云南南部和缅甸北部的“西南夷”，亦沿今伊洛瓦底江南下出海，经海路赴广州交易。《南诏德化碑》说：寻传(指今缅甸北部)“南通勃海，西近大秦”。“西南夷”每年至广州交易的商船原仅四五艘，因岭南节度使李勉交易公正，其商船遂增至40余艘。(39)
    三、宋代的云南、广西、安南及其交通线
    北宋建立后，统治大同以南的黄河下游、成都以东的长江中下游以及岭南等地。南宋的北界收缩，南部范围则继承北宋。两宋北面均有强敌。在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政权角逐的历史舞台上，宋朝是一个政治、军事及地域均不占优势的王朝。两宋面临的严峻形势，对其经营南部边陲有深刻的影响。在其辖地的西南部，两宋面对如何处理与大理国和安南关系的问题。
    宋朝的统治有重内轻外的倾向。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云：“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淳化二年(991)太宗又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尚可预防，唯奸邪隐现无状，演为内患深为可惧。(40)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宋朝治边奉行“守内虚外”的治策。另一方面，两宋“北有大敌，不暇远略”(41)。来自北疆的沉重压力，也使其治边难以分心。北方诸族步步紧逼，使两宋朝臣既怕又恨，却又无法摆脱困境。出自对边疆蛮夷的嫌恶心理，两宋视大理国与北方夷狄为同类，唯恐避之不及。随着北疆局势新趋严峻，两宋尤其是南宋对大理国的防范之心日渐增长。
    乾德三年(965)，宋将王全斌进献四川地图，建议乘势取云南，太祖赵匡胤以唐朝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为由，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确定与据有云南之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的原则。南宋翰林学士朱震说：大理国本唐代南诏，大中、咸通间数入成都且犯邕管，致天下骚动。太祖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42)。政和末年，有人建议于大渡河外罝城邑以利互市，徽宗询黎州(治今四川汉源西北)知州宇文常，宇文常说：自太祖划大渡河为境，历150年无西南夷之患，今若于河外建城邑，难免萌生边隙。其议遂止。(43)可见两宋诸帝不仅遵循太祖既定的策略，君臣亦奉之为至上之策。
    北宋前期大理国数次入贡。熙宁九年(1076)，大理国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等物；“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政和七年(1117)，大理国入朝贡马及麝香等物，北宋以其王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不久，奏大理国入觐事之广州观察使黄璘，被人举报诈冒获罪，自是大理复不通于宋，“间一至黎州互市”。(44)宣和二年(1120)宋约金攻辽，北方战事骤紧，北宋终止改善与大理国的关系，可能与此有关。南宋对大理国的态度更为保守，甚至明令只许卖马、不许进贡。南宋镇吏孟珙还拒绝复通清溪关道。(45)据《宋史·孝宗本纪》，从淳熙三年(1176)至十二年(1185)，关于“黎州蛮犯边”、“黎州蛮投附”以及加强黎州边防一类的记载有10项，表明南宋恪守祖宗遗训，仍以黎州大渡河之南为异域。《宋史》记录外藩朝贡，亦将大理国与日本、蒲甘、真腊等并列。(46)
    另一方面，因北方诸朝中止与中原的马匹交易，两宋战马奇缺，遂被迫向大理国及西南诸夷买马。熙宁七年(1074)因熙河用兵，马源不畅，宋廷令成都知府蔡延庆兼领戎州、黎州买马事。以后戎州、黎州购马屡废屡兴。北宋在戎州、黎州所购之马称“羁縻马”，矮小质劣不堪乘骑，购入数量亦不多。(47)宋廷南移，向大理国及西南诸夷买马的规模扩大，交易地点也从川南改至广西。绍兴三年(1133)，南宋于邕州置市马提举司，在横山寨(治今广西田东)设马匹博易场，以广南西路经略使总管邕州购马事。(48)
    通过邕州至善阐的道路，南宋与大理国的马匹交易一度形成规模。绍兴间横山寨每年交易马匹的定额为1500匹。(49)“蛮马之来，他货亦至。”横山寨与邕州，乃成为内地与云南等地交易商品的集散地。周去非说：“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50)由善阐经横山寨达邕州北上的道路，也成为云南联系内地的重要通道。(51)据《岭外代答》卷三：“中国(按：指南宋)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南宋向大理国及诸蛮所购马匹，由横山寨辗转驱至邕州，再经桂州发往内地。从横山寨至邕州须行7日，至桂州行18日。其道经过邕州、宾州、象州与桂州入湖南，由全州进抵临安。(52)据《岭外代答·安南国》：安南使者亦可渡海由钦州入境，再北上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