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朝与中南半岛间的交通线及其利用
    大理国与两宋联系松弛，但与中南半岛诸国却保持较密切的往来。据《南诏野史》：宋崇宁二年(1103)，缅人、波斯、昆仑赴大理国进贡白象及香物。缅人居今缅甸北部，波斯指今缅甸勃生，昆仑即今缅甸之地那悉林。《岭外代答》亦说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距西天竺不远，“亦或可通”。“余闻自大理国至王舍城，亦不过四十程”。王舍城位今印度比哈尔邦。(76)杨佐一行至大云南驿(在今云南祥云县)，见驿前有里堠碑，上标由云南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到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达海上诸道路的走向，“悉著其道里之详”。表明前代所开由今云南至四川、中南半岛乃至天竺等地的陆路，大理国时依然存在；通过这些道路，大理国与中南半岛诸国乃至印度继续交往。而据前所述，自云南入四川则十分困难，宋代石门关道基本上废弃，清溪关道在大部分时间亦难通行。
    蒲甘国位今缅甸北部，距大理国仅五日程。(77)宋代以前，位今缅甸中北部的掸国与骠国，通过云南的道路与中国内地交往密切；而蒲甘遣使至宋仅有两次，当与经云南赴宋的道路不畅有关。据记载：崇宁五年(1106)，“蒲甘国入贡”。宋廷以蒲甘为大国为由，以见大食、交趾诸国使臣的较高规格接待。(78)绍兴六年(1136)，“大理、蒲甘国表贡方物”。高宗令广西经略司差人护送至临安。(79)可见本次入贡，蒲甘使者偕同大理国使，行经云南的道路至邕州。至于崇宁五年(1106)蒲甘入贡，所走路途因失载不明。(80)宋代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也曾遣使赴宋，但似未见途经云南的明确记载。
    宋代以前内地联系交趾的陆路，主要有经今云南和广西的两条道路，以行经前一道的记载较多。宋朝疏远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云南入蜀的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难以通行，经过邕州、桂州北进中原，乃成为安南联系宋朝较重要的陆路。安南本国遣使至宋，多以过邕州的道路为首选。宋朝对安南颇重防范。若安南使臣经邕州或钦州入境，须先遣使议定，并移文桂州经略司转奏朝廷；有旨许其来朝则专使上京，不然则否。(81)中南半岛诸国向宋朝贡象，亦或走经过邕州的道路。大中祥符八年(1015)，占城遣使者自交州押驯象赴阙。(82)乾道九年(1173)，安南向南宋贡驯象10头，行程援绍兴二十六年(1156)旧例，渡海至钦州后陆行北上。(83)真腊国向明朝贡象，也曾走经安南入广西的陆路。(84)贡象队伍长途跋涉，驯象可能因水土不服而死亡，因此必须尽量走陆路。诸国的使者或商贾远赴中国，主要考虑安全与快速，便不一定选走陆路。
    安南与宋朝间时有纠纷，由安南过邕州的道路或通或闭。在多数的情形下，中南半岛诸国赴宋朝多选海路，而较少走经安南、邕州北上的陆路。即便是宋使赴安南亦愿走海路。淳化元年(990)，宋廷遣宋镐出使安南，“冒涉风涛，颇历危险”(85)。自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在邕州至安南的道路置驿站并加强管理，此路才成为安南联系中原的主要通道。(86)元人黎崱亦言：“朝廷平宋，驿桂始近，安南屡贡(象)焉。”(87)邕州至安南道路的走向，为过左江太平寨正南，至桄榔花步渡富良、白藤两江，四程可至；若自太平寨东南行，过丹特罗小江自谅州入，六程可达；自右江温润寨则最远。(88)周去非所说与之略同，谓自钦州西南舟行一日至安南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与万春，行五日至安南国都。若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在今广西友谊关附近)南行，入其境机榔县(即桄榔县，在今越南高平附近)，过乌皮、桃花二小江(即如月江东之小水)，行四日过湳定江至其国都。或自太平寨东南行，过丹特罗江(今平而河上游)入其谅州，行六日至安南国都。(89)
    综合宋代有关的记载，海外诸国至宋朝贡或贸易，基本上是择行海路。据《岭外代答》：邻近中国之窊里诸国，以占城、真腊为交通之都会；真腊国远于占城，其旁之窊里国、西棚国、三泊国、麻兰国、登流眉国与第辣挞国，皆以真腊为都会，诸国行旅经海路“北抵占城”。注辇国为西天南印度，“欲往其国，当自故临国易舟而行”(90)。西方诸国之著名者，有王舍城、天竺国与中印度；此三国与宋朝往来的路途，据贾耽《皇华四达记》：“自安南通天竺。”(91)海外诸国富足而多宝货者，莫如大食、阇婆与三佛齐；三佛齐赴宋须正北航行，海舶过上下竺与交洋乃至宋境；大食国赴宋须乘小舟南行，至故临国换大船东行，至三佛齐乃循其入宋海途。(92)赴阇婆于十一月舟发广州，“一月可到”(93)。
    两宋尤其是南宋的海外交通贸易，呈现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与宋朝社会经济发达、南宋偏安东南有关，也有两宋通往周边的陆路受阻等方面的原因。宋代东南部海洋的交通，最大的变化是交州的枢纽地位明显下降，而占城的地位持续上升。安南为两宋之邻邦或敌国，时常扣留或抢劫他国赴宋的海船。因此他国海船大都不愿停靠交州，而转赴与两宋关系较密切的占城。占城与宋朝往来频繁，据《宋史》、《宋会要》、《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的记载，占城遣使入宋朝贡有60次之多。(94)宋代重视占城(在今越南归仁)的记载有如：“占城国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驩州界。泛海南去三佛齐五日程。陆行至宾陀罗国一月程，其国隶占城焉。东至麻逸国二日程，蒲端国七日程。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东北至两浙一月程。西北至交州两日程，陆行半月程。”(95)“占城，东海路通广州，西接云南，南至真腊，北抵交趾，通邕州；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96)
    迄至元代，诸国海船赴中国东南沿海仍多停占城，占城在海运中的枢纽地位更为明确。周达观随使臣赴真腊，谓从温州港口开洋，20余日抵占城。所著《真腊风土记》说：自温州出发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达占城；由占城顺风半月可至真蒲，“乃真腊之境”(97)。周致中言：“(占城)南抵真腊，北抵安南；广州发舶，顺风八日可到。”(98)另据《元史》：“爪哇在海外，视占城益远；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99)黎崱说得更为清楚：“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100)
    宋朝至中南半岛海运的另一改变，是钦州、琼州成为诸国海船中途停靠的重要港口，而秦汉以来知名的徐闻(在今广东徐闻西南)、合浦(在今广西浦北西南)，则日渐衰落。
    据《汉书·地理志第八下》：日南障塞、徐闻与合浦，是停泊中国与南海诸国海船的重要港口，历宋初相沿未改。另外，历代海船虽多停靠海南岛，但尚未形成稳定的港口。贾耽述唐朝入四夷之路，其中有广州通海夷道，谓海船先后在九洲石(今海南岛东北之七洲列岛)、象石(今海南岛东南之独珠山)停靠。(101)宋初以后，上述情形发生了变化。《岭外代答》说：“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宋朝于钦州设巡检司，对远道而来的海船“迎且送之”(102)。《桂海虞衡志》亦说自安南出发，“东海路通钦、廉”(103)。可见钦州已成为中国及诸国海舶在广西停靠的主要港口，廉州(在前代合浦旧地)则位居其次。(104)至于徐闻港，似未见于宋代的记载。
    周去非指出廉州的地位不如钦州，并解释原因是“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交人之至钦也，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到”(105)。即认为廉州海面凶险易致溺舟，而钦州海面安全且距安南甚近，因此包括安南在内的诸船均愿泊靠钦州。但据《岭外代答》所说“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的情形来看，钦州时为繁荣的国际市场，且有驿道相通，此亦为钦州受诸国海舶欢迎的重要原因。至于海舶过海南岛多停靠琼州，当与宋朝在其地置靖海军节度，琼州成为知名市场有关。元代琼州仍为中外海船重要的中转地，“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106)。
    结论
    在中国内地与中南半岛地区之间，历来有陆路、海路两类交通线可供选择。在唐宋两朝统治的610年间，中国内地与中南半岛之间的交通线，在兴衰、更替及其作用等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唐朝与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及其经营实践以及西南边疆和中南半岛地区时代条件的改变，是造成这些交通线及其利用情形变化的重要原因。
    唐朝积极拓边，并着力经营云南地区与岭南西部。在云南西部设置的姚州都督府，与在交州基础上建立的安南都护府，分别位于安南通天竺道的两端，也是稳定西南边疆的两个桥头堡。唐朝与中南半岛间的陆路、海路交通堪称繁荣；通过这些道路，中南半岛诸国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往来。中南半岛北部诸国遣使入唐，大都行经由云南达成都的道路。以云南为中介通往中南半岛与印度的安南通天竺道，由云南入成都的清溪关道及石门关道，以及从交州至广州等地的海运路线，存身于唐代繁忙的交通线之列。唐朝还在上述陆路设置一些驿馆，交州则成为亚洲南部最繁盛的贸易港。唐朝、南诏交恶，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道受到影响，石门关道尤甚。
    两宋在北边有劲敌，多时自顾不暇。两宋治边注重权衡利弊，亦因受“守内虚外”方略的影响，与大理国划大渡河为界，并冷淡与大理国的关系，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道遂被废弃。为解决战马的来源，两宋向大理国及西南诸蕃购马，南宋时经过广西的马匹交易较为兴盛。由云南往东达今南宁一度成为重要的交通线；但南宋后期此道闭塞难行。两宋认可安南立国。为防范安南以及增收赋税，宋朝着力经营广西，今桂林与南宁两地亦受重视，两地之间的道路趋于兴盛，大理国、安南的使臣赴宋亦走此道。但此路亦时通时阻。
    受上述改变的影响，中南半岛及海外诸国与宋朝交往，多数选走赴东南沿海的海路。这条海路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往来的海船中途大都停靠占城、钦州与琼州，前代兴盛的安南、徐闻、合浦等中转港口趋于衰落。除地缘政治关系改变外，钦州等地在宋代成为繁荣的贸易市场，也是吸引过往海船停靠的重要原因。至于紧邻云南的蒲甘等国，因北上的陆路受阻，与宋朝的交往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