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综观陈独秀与刘师培的交往历程，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生轨迹有同有异，其交谊在不同时期或深或浅，即与此息息相关。作为横跨政、学两界的知名人物，影响双方人生轨迹和与之相关的交谊程度的基本因素显然在政治与学术。
    就政治而言，1903～1907年间，共同的排满革命立场自然是陈独秀与刘师培交谊甚笃的基础；1908年后两人逐渐疏远，也是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所致。目前虽无陈独秀谴责刘师培变节和襄助袁世凯的直接证据（注：1923年9月8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39期上发表《章炳麟与民国》，其中有指斥刘师培拥袁称帝的内容，但已事过境迁。），但陈一直坚持革命反袁立场，便足以证明他在政治上走的是与刘师培对立的另一条路。在辛亥革命前后那种必须判明黑与白的历史情境下，政治上的不同路者是不大容易保全个人私谊的。
    但陈独秀毕竟保全了与刘师培的友谊，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因素--学术。1907～1909年陈独秀在日本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对刘师培等人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兴趣也不大，却热衷学问，不时与刘师培探讨汉学。陈独秀为学相当早慧，于小学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反对者认为他学力不够，蔡元培便是以“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为由，“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注：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1983年8月。）。而刘师培以经学名世，小学造诣极深，不能不引发陈独秀的钦敬之情。陈独秀在刘师培政治上失节之时未断绝交往，且在其失意之时以北大教职相聘，恰恰表明陈对其学术才华的看重；两人在北大时“互相尊重，绝无间言”，正是学术上相知甚深的表现。
    相对而言，政治虽有其基本准则，却是随局势变动不居的；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以贯之。陈独秀与刘师培的交往，恰可为政治与学术的这种特质作佐证，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当然，陈独秀的为人处事态度对保持两人的友谊也起了一定作用。表面上，陈孤傲自许，为文“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注：《陈独秀答胡适》，《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实际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到的，他为人并不偏激，无门户之见，在处理政治、学术问题时，往往对事不对人，所以对刘师培这样有较多过失的朋友“颇存宽容”（注：参见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第125页；陈觉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大学》第1卷第9期，1942年9月。）。不过，根本上说，维系两人友谊的，一定时期是共同的政治抱负，但终究靠的是学术上的旨趣一致和相知相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