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扩大会议，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系指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所召开的欲另立党统的会议。（注：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97-598页。）该会议不仅通过宣言、起草约法，并且组织了国民政府， 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出版之《中国国民党职名录》，虽搜列有不被党统正式承认的上海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名录，扩大会议则付之阙如；第三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概述”中亦未提及，足见扩大会议不为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见李云汉主编、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72-84页。），其所成立的国民政府也被视为“伪”政府（注：李云汉主编，林养志、宋正仪编辑：《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第 1册，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278-279页。），阎、汪等人甚至被指为“叛乱集团”（注：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4编，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87页。）。
    过去有关扩大会议的论著，大多属于回忆性文章（注：有关回忆扩大会议的文章甚多，举其荦荦大者如下：邹鲁《回顾录》第2册，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368-373页；陈公博《北平扩大会议》，载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以下简称《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226-257页；薛笃弼《扩大会议始末》，载赵政民主编《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460页；冀贡泉《阎锡山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45-453页；邓哲熙与戈定远《冯玉祥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54-457页；田象奎《国民党扩大会议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58辑，1988年版，第22-28页。这些当事人回忆性质的文章仍有错漏之处，不可遽信。例如邹鲁有关扩大会议的回忆云：“及汪北来， 表示接纳。那时阎部已和平接收平津各机关。民国19年6月13日，我们就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产生政府。同时反对中央的战事也就正式爆发。党的方面，我们主张以党权还诸全党，所以预备召集四全大会。”（《回顾录》第2册，第317页）上述这段回忆，有几点明显错误：扩大会议成立的日期是7月13日，不是6月13日。扩大会议成立时，汪精卫仍在香港，迨成立后才北上，于7月23日抵达北平。 双方战事正式爆发应于5月中旬，不是在扩大会议成立同时。 扩大会议主张召集的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是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或偏重于强调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注：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页；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页；韩信夫：《阎锡山与北平扩大会议》，载相从智主编《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比较缺乏客观而深入的讨论。 学界以扩大会议为专题研究者，首推沈云龙《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注：原文发表于《传记文学》第33卷第4期（1978年10月）， 此处参考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283页。 ）一文；沈氏运用报章杂志、当事人回忆录和部分函电等资料，全面探讨扩大会议之酝酿、争论、成立及影响的历程。沈文虽为研究扩大会议的经典之作，但仍有其局限和不足之处，如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文中黄少谷、谷正纲皆以“黄××”、“谷××”替代。（注：沈云龙：《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第270、271、272、274、 276页。）此外，扩大会议召开前，改组派和西山派的争论情形，东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以及为何扩大会议召集一个多月后才正式组织政府等等，均有待深入的分析。
    再者，沈著《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一文距今已逾20年，近年来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和各种史料文献的整理出版，尤其是原始档案的解密开放，已使扩大会议的资料更为完备。笔者不以名家之论而敬谨从之，拟根据新材料，特别是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对扩大会议这一课题予以新的阐释。
    二、争党统
    党统，系指中国国民党一系相承的法统。阎锡山、汪精卫等召集扩大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中央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不过，在会议召开之前，改组派和西山派却也为了“党统”问题彼此争论不休，几乎使扩大会议濒临流产。以下即欲探讨改组派和西山派由互争党统到妥协结合，进而联合召开扩大会议的经过，即由互争党统到与蒋争党统的历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基于革命策略的需要， 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注：蒋永敬：《从护法到北伐》，（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期，1984年3月，第152页。 ）对外联合苏俄，冀望其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对内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事业。姑且不论“容共”政策的本意是“溶共”（注：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87年影印版，第218页。 ）或是 “统一战线”（注： 郭恒钰认为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立场来看，1923年至1927年的国共关系是“国共统一战线”。见郭恒钰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代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7页。），此后国民党内即因容共问题而争论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