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18日，汪精卫电请阎锡山速组织政府， 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以资号召。（注：《胡宗铎致孔庚电》（1930年3月 18日戌时），《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9年1月至12月往来电文》， 台北“国史馆”藏，档号19.0372.42/0032-1-12（以下简称《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记为3月24日。 ）阎氏对于组织政府一事，曾表示俟陈公博、王法勤到后，即可筹划一切。（注：《陈公博王法勤致张允荣电》（1930年3月24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不过，筹组政府之前，必先解决改组派、西山派的党统争议。3月下旬，陈公博、王法勤（改组派）、邹鲁、 谢持（西山派）、赵丕廉、贾景德（晋阎代表）等人，在北平什刹海召开会议，讨论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解决党政问题。 （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65页。）由于改组派只承认粤二届，否认沪二届， 邹鲁等坚持粤、沪二届平等，当时在香港的汪精卫也反对粤、沪二届并存，两派因党统问题而起纷争，遂使该次会谈毫无具体成果。（注：《谢持致曹叔季电》（1930年4月3日），《王法勤陈公博致陶冶公卢蔚乾电》（1930年4月5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会后谢持曾致电许崇智，表示：“改组派又欲否认沪二届，讨论数日，持等坚持沪二届平等谈，致无结果。阎有组军政府计划，大势如此，沪主张断难实现，应专效力军事为善。”（注：《谢持致曹叔季电》（1930年4月3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邹鲁也写了一封长电给正在潼关督师的冯玉祥，文中云：
    军事进展之时，党事未能商妥，至歉；而未能商妥之故，由于改组派必欲存彼方之二届，而否认沪方之二届……且就粤二届证之，委员为卅余人，反蒋者未及半数，其中改组派则不过数人，非特不能代表粤二届，乃欲否认沪二届，必为整个团结之障碍。证之数年来，反共反蒋均系沪二届，岂反共反蒋出自汪等则为功，出自弟等则为罪乎？进而言之，党统实已破碎，而改组派则破碎之破碎，实不配再言党统。（注：《邹鲁致冯玉祥电》（1930年4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谢持、邹鲁均对北平会议中改组派否认沪二届的态度表示不满，谢持且似有放弃再协商之意。
    西山派、改组派北平会商破裂后，陈公博、王法勤即于4月1日首途太原，与阎锡山晤谈。据陈、王致胡宗铎电中表示：阎对邹鲁所提沪二届亦不苟同，但坚持政府由党产生，且政府组织应网罗各方，为表示团结已派人赴平接邹、 谢来并。 （注：《王法勤陈公博致胡宗铎电》（1930年4月5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遂有4 月中旬的太原党务会议。
    邹鲁对于解决党统纷争，曾经提出三种办法：用一届行使职权；用沪、粤两个二届行使职权；用革命方式另起炉灶。然基于党统已破碎，邹氏认为宜采用革命方式，舍弃法统观念，以有历史及功绩的同志组织干部行使职权。（注：《邹鲁致冯玉祥电》（1930年4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赴太原前夕，邹也与阎的代表贾景德、温寿泉举行秘密会谈，获得初步共识为：将党事另行讨论，先组织最高政治会议，并由该会产生政府。（注：《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30年4月9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但此一会议结果，仍须征求阎、冯及奉张同意后才能正式对外发表。邹、谢等人就带着这一方案赴太原谒阎，但并没有获得阎的认可，阎锡山仍坚持政府需由党产生。
    1930年4月中旬，改组派、 西山派在太原的党务会议又因党统问题而陷入僵局。（注：邹鲁、谢持等人于4月11日离开北平，12 日晚抵达太原；14日与陈公博、王法勤及晋方代表赵丕廉、荣鸿胪、辜仁发、袁鸿昌、郭懋治等举行谈话会；16日举行太原会议。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4月11-1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5 期， 总第2558页；《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转汪兆铭电》（1930年4 月18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因为党事一直无法妥善解决，坊间传出陈公博极力联冯制阎，并唆使平津工人大罢工以胁制阎氏。（注：《刘珍年致赵辅宸电》（1930年4月 11 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此则消息虽未经证实，却足以反映党统问题之纠结难解，似乎只有期待汪精卫北上。（注：阎、冯及驻晋各代表都曾电请汪精卫赴太原，陈公博白云梯也致电汪氏北上领导一切，并表示汪若北上有三大意义：表示诚意助阎倒蒋；或可解决党事；可扩大宣传。见《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转汪兆铭电》（1930年4月18日）， 《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但汪氏亦不认同邹鲁等坚持声明粤、沪二届合并之议，曾致电陈公博、王法勤云：
    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乃吾人最低限度之主张，决不再退一步。环龙二届较之蒋之伪三代会更为滑稽……弟意宜详告阎公，二中与西山已无可调停，阎公若重视西山，即请阎公与西山共同组织中央党部及负政治完全责任。（注：《胡宗铎叶琪致陈公博王法勤电》（1930年4月2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对于汪精卫这封近乎决裂的电文，阎锡山派商震、冀贡泉手持亲笔函往晤陈公博等人，谓党务仍归汪氏负完全责任。（注：《王法勤白云梯陈公博致胡宗铎电》（1930年4月25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至于党事，依然盼望容纳左右两派。
    另一方面，陈公博认为因邹鲁坚持沪二届党部，致使北平、太原会议均无进展，乃与傅汝霖等相偕转赴平、津与覃振等商洽进一步办法。陈公博等以覃振为西山派中较易沟通且不反对改组派者，与之磋商数日，终使北方党务问题露出了一线曙光。覃、陈商议的原则为：以党国为前提，消释一切个人或派别之意见；完全采取非常手段，撇开数年来党的一切纠纷。在这两项原则下决定：对于党务，则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国事，则召开国民会议并制定约法。（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2-8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8期，总第2597-2598页。）谈判数月的党事，有了解决之势，谢持、王法勤、白云梯、邹鲁等人，也相继由太原赴北平加入会商（注：1930年5月4日至7 日，覃振、张知本、茅祖权、傅汝霖、陈公博、胡宗铎、郭泰祺、叶琪和陶冶公等九人在天津会谈得初步决议，即函电阎、冯及在太原党内要人。11日，王法勤、白云梯、谢持由太原抵北平，会议移往北平续商；19日，邹鲁、赵丕廉又自太原来北平加入会商。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2-8、9-15、16-22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18、19、20期，总第2597-2598、2617、2629页。），终于决定：粤、沪二届各自发表结束宣言，再发表一封联名总宣言。
    西山派、改组派好不容易获得的共识，因为汪精卫的一封电文又起波折。1930年6月1日，汪精卫发表通电，重提二届党统问题，强调粤二届为正统。（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30日- 6月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2期，总第2650页。）此举引起邹鲁、 谢持的不满，二人于5 日发电驳斥之（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5月30日-6月5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2期，总第2652页。）；12日，汪氏又发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一文，虽然表示愿与西山派消释前嫌，一致努力，但依旧坚持粤二届正统论（注：汪精卫：《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之必要》，载南华日报社编《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民国19年）》，香港，1930年版，第207-215页。）；北方党统之争再起。这期间曾传出汪蒋合作、阎另组劳动国民党等消息（注：《张笃伦致刘文辉电》（1930年6月18日）、《危道丰致张学良电》（ 1930年6月24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 且汪精卫与邹鲁又打起了笔战（注：汪精卫和邹鲁等为了“以党治军”、“以人治军”在报上打起了笔战。见汪精卫《以人治军？》，载《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民国19年）》，第232-243页。），改组派、西山派似乎已告决裂；但实际上，覃振曾致电汪精卫劝其牺牲成见，晋阎代表赵丕廉、冀贡泉亦从中努力斡旋，终使两派同意合作。（注：《覃振致汪兆铭电》（1930年6月4日），载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3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版，第283页；《覃振致傅汝霖电》（1930年6月26日）、《危道丰致王树翰电》（1930年7月1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30）》；冀贡泉：《阎锡山与扩大会议》，载《中原大战内幕》，第447-450页。）其办法为：两派发表一通联名宣言；粤二届发表提议召集扩大会议宣言，再由沪二届发表赞同宣言；署名则皆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7月11-17 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28期，总第2715页。）至此，西山派、 改组派的党统之争乃告落幕，北平扩大会议遂于7月13日召开。 容纳左右两派的北平扩大会议，自认承继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否认以指派代表产生的南京国民党三全会议，准备召集另一个中国国民党三全会议。至此，中国国民党正式分裂成北平、南京两个中央党部，彼此互争党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