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孙中山逝世后，尤其鲍罗廷操持汪精卫国民政府后，国民党内的纠纷和冲突更为激烈。1925年 8月，胡汉民因“廖案”被迫出国赴俄；林森、邹鲁亦受排挤离开广州，其他如谢持、戴季陶、张继、邵元冲等“反共”人士也相继离粤。汪精卫和中共左倾势力几乎已完全控制广州中国国民党党部。
    为了抑制共产党，林森、邹鲁决心联络旅居各地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执监委员，召集一届四中全会，共谋对策。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等人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即俗称之“西山会议”。（注：《回顾录》第2册，第207页；居正编：《清党实录》，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50-67页。）该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案、鲍罗廷解职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案等项决议。（注：居正编：《清党实录》，第7-17页。）足见其对汪精卫、 鲍罗廷等控制国民党中央的不满，特别是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形成粤、沪两个中央党部对峙之局。（注：易正义：《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6月，第8页。）此为中国国民党的首次公开分裂。
    鉴于西山派在上海另立党统，汪精卫等人除策动舆论指摘其为“叛逆”外（注：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不详），第31页。），也急谋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因应。1926年1月，广东中央召开二全大会，出席代表除共产党人外， 大都为国民党左派分子（注：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以大会代表名义参加粤中央二全大会，各家记述不一；不过，共产党员几乎控制大会议程则是肯定的。见《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第685-687页； 韦慕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版，第40页。）， 大会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对西山派的处理，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293页。）。与此同时，上海中央也积极筹开二全大会以为对抗。（注：上海中央二全大会仍赓续北京西山会议“反共”、“分共”立场。见《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册，第677-682页。）至此，中国国民党内因容共驱共之争， 已彻底决裂成粤、沪两个中央党务系统，其距孙中山逝世，仅及一年。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不久即攻克武汉、江西，翌年3月占领上海、南京，长江流域几为国民党势力所控制。国民党在军事上虽获得胜利，但在党务与政治方面却因容共反共意见分歧而导致“宁汉分裂”。即当时中国国民党有三个中央党部（沪、汉、宁），有两个国民政府（宁、汉），而其分裂的症结皆归之于中共问题。及至武汉分共后，宁、沪、汉三方才决议合作成立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组织政府。（注：党史会编：《革命文献·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史料》第16辑，台北，党史会1968年影印版，总第2872-2874页。）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暂时整合了自西山会议以来国民党内部分裂的状态，但因党内实力派人士（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皆不表支持，特别委员会仍告无疾而终。
    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国达成形式上的统一；然欲迈向实质的统一政局，端视党权、军权能否归于一统。是以北伐完成前夕，蒋介石在中央党部讲《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时特别指出：我们中国内部，尤其是本党党员个个要能够明了主义，共同一致来拥护中央，服从中央的命令；个个武装同志能牺牲个人的地位权力，奉还中央，完全由中央来统一财政、军政。（注：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载《革命文献·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史料》第21辑，总第4128页。）其具体办法即为：实施国军编遣和举行国民党三全大会。不过，在三全大会前夕，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已视南京中央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注：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载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7页。）；更不满其指派三全大会代表，谴责其违反党内民主精神，遂埋下会后党内纷争的根源。1929年3月15日， 原本被寄望可统合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如期于南京召开，虽建立了党的新权力中枢，但因改组派、西山派几皆被摈斥于外，使党的整合遥遥无期，而另一场争党统的风暴已酝酿其中。
    1928年夏，北伐军事告终，蒋介石决心裁减军队。翌年元旦，国民政府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准备从事部队缩编，此举引起旧军阀的猜疑，遂有一连串反抗中央的行动。（注：《三十年动乱中国》，第148-152页；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3-160页；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册，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5-337页。）在历次军事行动中，阎锡山表面上与南京国府保持良好关系，暗中则唆使冯玉祥、唐生智倒蒋，甚至代拟唐与西北将领的通电稿。（注：《唐生智致蒋方震电》（1929年12月18日），《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8年3月至12月往来电文》， 台北“国史馆”藏，档号18.0372.42/0032-3-12（以下简称《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29）》，并不再注档号、藏所）。该电文末称洛、郑防务已请宋、孙接防，亦为阎所深恨之一端。）后因唐生智结纳汪精卫等改组派人士，引起阎的疑忌（注：《袁华选致唐生智电》（1929年12月7日）、 《危道丰致张学良电》（1929年12月10日），《阎档·杂派往来电文（1929）》。），才有1929年12月20日阎锡山、张学良等人联名“拥护中央统一”的通电（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9年12月20-26日），《国闻周报》第 7卷第1期，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辑，文海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总第2313-2314页（本文以下所引《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均为影印本页）。）。至1930年初，时局似趋于安定，但阎蒋关系已渐行渐远，终至兵戎相见。
    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主张礼让为国， 力言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氏“共息仔肩”，以弭党争。12日，蒋复电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至2月底，南京中央和阎往复文电十余封， 围绕党国问题相互论辩。（注：《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0年2月10日）、 《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0年2月12日）及此后往来电文， 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7册；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2卷第2辑，台北，1952年版（出版者不详），第46-65页。 ）正值蒋阎进行“电报战”之际，蛰居香港的汪精卫一方面致电支持阎锡山（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49 页；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 2月21-27日），《国闻周报》第7卷第8期，总第2454-2455页。），一方面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活动。（注：《苦笑录》，第226页。）而西山派的邹鲁则早已在北方运动反蒋（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541-542页；《回顾录》第2册，第368-369页。）。故一向势如水火的改组派、西山派，在反蒋的大前提下，有了共同合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