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政府不宣战的另一主要理由，是它把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祈求有关国家共同对日。1934年7 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抗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认为中日问题不限于中日两方，而是整个东亚问题，也是太平洋问题和世界问题。大公报对此早就认为：“中国之东北问题乃世界问题，时局演讲，由东北牵到东南，条理一贯，其性质愈益变成世界对日问题，决非单纯的中国关系所可说明。”[6 ]因此，国民政府1937年8月14日发表《抗暴自卫声明》， 就声称：“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中国不仅是为了保卫中国自己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而战，也是为了保卫列强在远东的利益而战。如果中国失败，日本就会南侵或北上，因此要求美英法苏共同行动，建立起援助中国的联合阵线。
    国民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这是它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外交以诉诸三大公约为纲领。”[7 ]《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行政完整；国联盟约规定尊重并保持所有会员国之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任何战争皆属联合会全体之事；《凯洛克非战公约》规定废止战争为解决国际间政治关系手段。汪精卫据此就表示：“这次中日问题，中国是有十足的理由来要求国际干涉日本的，因为日本破坏了国际公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5 ]蒋介石也说：中国“决心继续抗战到日本愿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讲和为止，日法美英及其它许多国家都是这个公约的签字国”。[8]
    这就是说，美英等大国的态度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影响极大。国民政府不愿意加紧抗日，就是因为“他们不能事先获得国际上给予支持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保证。他们害怕一旦日本正式对我宣战，封锁我港口等等，而国际上却袖手旁观”，[9]表示“一俟盟约、 巴黎和约及华盛顿条约的签字国保证一致行动后，中国即宣布断交”。[9 ]此种祈求美英等国共同对日政策，在中日战争逐步升级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九一八事变后申诉国联。事变给正着力于建立个人独裁的蒋介石提出了怎么办的难题。他一方面要应付国民党内异己各派，一方面要应付中共的挑战。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以武力立即对付日本的侵略，二是采取拖延态度，借外力强迫日本从东北撤退。第一条路当然要冒险，第二条却在解决日军从山东撤军问题上试验过。他还认为事变是关东军引发，并非日本政府所计划的，因此决定采取第二条路。这样，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大会上指出，日本的行为违反了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要求有关国家进行调解，并否认“满洲国”。但是，国联对日本的制裁软弱无力。
    其次是1935年华北局势危急时，借美英等国来遏制日本的侵略。美英等国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虽然危害了九国公约，但不愿压制日本，因为日本占领东北可以使之对抗苏联，可是日本向华北侵犯却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国民政府维持对华北主权的方法之一，便是想对日本妥协的企图“暗地里全部告知在北平的英、美两国公使”，结果美英两国“发出语气相似的声明，强调中国的情况与他们两国的条约权利有关，并暗示，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关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仍然有效”。[9]
    再次是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变过程中的外交行为。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随着日本与美英矛盾的尖锐化而演变为对日宣战，同时中国与美英等国的同盟关系逐步建立。这可从以下几次代表性的外交政策说明之：
    其一，1937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电告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措施”。“同时应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8]
    其二，1938年1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蒋介石立即发表反声明，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日本此举在于企图控制中国，同时排挤欧美在远东的利益。他进一步强调中国维护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的决心，要求欧美对日采取较积极的行动。
    其三，在1939年9月德国对波兰发动侵略战争后，蒋介石在10 月29日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和11月8 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表示：“我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与欧洲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8]此后随着日本加紧南进备战、 与美英矛盾不可缓和时，蒋介石于1940年11月8 日亲自向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詹森和卡尔面交《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提出在坚持九国公约、反对“东亚新秩序”和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整个亚太秩序建立之基础等三项原则下进行相互合作的具体项目，主要有借款给中国、以信贷方式出售战斗机及其它武器、派遣代表团来华、中国军队进入东南亚作战等。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介石立即决定在对日宣战以前将中国拟将采取的政策通知美英苏等国：（1）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立即成立正式同盟， 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联军总司令；（2）要求美英苏同中国一致， 对德意日宣战；（3）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 不对日单独媾和。在美英对日宣战后，国民政府才于1941年12月9 日“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10]
    将中日问题同世界问题结合起来，根据九国公约及其它条约，采取以一方压制一方、联合一方战胜另一方的策略，不失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手段。但是，九国公约本身不但表明中国受列强共同支配的屈辱地位，也表明列强对中国是否对日宣战所持态度：1931年11月国联教育考察团对蒋介石表示：“希望你不要说中国政府将与日本作战的话。和对日本宣战的话，从中国政府方面说出去，深恐世界各国之拥护正义与和平者，对中国不表同情。”[11]另外，国民政府对欧美在远东的利益及其政策之间关系并未真正弄清，一个英国议员1931年12月在下院发表演讲时说：“对于1931年9月18 日日本进攻满洲这件事，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单独地或同其他国家一道反对日本呢？坦白地说，无论在行动上，口头上还是在感情上和日本为难，本人都看不出这样做有任何道理。”“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我们对印度的全部政策以及对埃及的全部政策也应该受到谴责了。”[8]可见， “国联不可恃，列强不可恃，联俄联美不可恃，可恃者惟我人对抗战之决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