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日，蒋介石打开日记，写下了两行字：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28年5月，蒋介石率兵北伐，在济南受辱，立志雪耻， 至此大体五年。回首既往，蒋介石对自己的抗日表现很不满意，希望新的一年不再“自欺”，有所作为。鉴于日记常常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内心活动，本文将以蒋介石的日记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考察他在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谋略，检查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誓言的。
    蒋氏30年代的日记至今尚未公布。笔者所见只有三年：1931年为毛思诚摘抄本；1933年仅存1-2月；1934年为全年。由于1931年的日记我已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注：《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一文中利用过，故本文以利用后两种资料为主。它们均为蒋介石亲笔原稿本，未经任何改动，史料价值较高。其他年份，则依据所引。它们虽然片段、零碎，并有删节和改动，但从可以对照的部分看，此类删改大多属于文字加工，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仍有使用价值。
    避免决战，以“和平”为推迟战争的手段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下过北上抗战的决心，并曾为此预立遗嘱。（注：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录本），1931年9月28日、 11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但是，没有实行，旋即下野。此后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和日军只进行过两次大的较量，一是1932年的淞沪抗战，一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以蒋光鼐、 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当时，蒋介石尚未正式恢复公职。事变发生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3月18日，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长兼参谋长。 他曾有过“决一死战”的想法（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8页。），决定迁都洛阳，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电令集结兵力，号召全军将士“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注：《蒋委员中正告全国将士书》（1932年1月30日）， 《中央周报》第191期。）。但是，事实上，蒋介石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方针。他既派中央警卫部队组成第五军，驰沪增援，并曾准备亲上前线指挥；同时则寄希望于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的调停，不愿采取“强硬”态度。2月13日，他与何应钦研究决定：十九路军已获胜十余日， “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注：《何应钦致蒋光鼐、蔡廷锴、吴铁城、宋子文之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陈铭枢、何应钦、罗文干致蒋光鼐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513页。）。20日，吴稚晖受张静江等委托，自上海到南京，劝说何应钦“积极”辅助蒋介石指挥作战，何不听；吴随后见蒋，声称十九路军既已鲁莽作战，“今日之局，有如背水为阵，惟有前进，退无余地者也。既已无端而为义和团，大家止〔只〕有从井救人，盲目而共为义和团。”（注：吴稚晖：《在南京建设委员会招待所留别蒋介石先生书》（手迹），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但是，蒋不以吴的见解为然。 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中国方面失去了在淞沪地区驻兵的权利。
    1932年12月，蒋介石估计，日军即将侵略热河，致电张学良，要他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声称“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回民心，虽败犹可图存”（注：《蒋委员长致张学良主任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63页。）。次年1月3日，蒋介石得到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消息。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就又得悉山海关失守。蒋介石估计，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平津，准备亲自北上一战。日记云：“余决心北上，与倭一战，以尽我心。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5日。）其后，他发现日军占领临榆县城后，未再进攻，估计日军有两个可能，一是恼羞成怒，进一步扰乱华北，一是见机而止，了结战事。他决定坚决要求日军退出山海关，不再迁就，同时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态度积极备战，开始筹划调集部队北上作战。日记云：“无论倭寇再攻与否，我军必如预计，急进以备其来。”但是，即使在这一情况下，他仍然寄希望于各国公使的干涉，拟以中国军队不愿在平津地区作战为理由，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设法保全平津。（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8日。）
    日军在山海关得手后，继续进攻热河。最初，蒋介石估计日军如不从国内调动五师以上兵力，不会轻易进攻（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月16日。），但他仍决定派兵入热，认真一战， 然后再与日方谈判。日记云：“今日前方部队已开进将毕，乃为接洽之时乎？抑待战争结果再与其接洽乎？然非与之一战，则对内对倭皆不能解决也。故决与之一战，未必果败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3年1 月17日。）这则日记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蒋介石决定“一战”的目的：不战而和吧？日方可能提出很高的条件，国内各阶层人民也会责难，于是决定“一战”，打完仗再与日方交涉。这里，蒋介石的策略是以战求和，重点仍在交涉，并不想认真地、长期地打下去。
    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觉得局部战胜也并无把握，所以迅速决定以“固守”为主。1月18日日记云：“此战既不能克，则当专心准备， 以待其来攻可也。”3月4日，热河省会承德失守以后，蒋介石曾要求宋哲元、万福麟等部反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蒋介石均指示中国军队，选择阵地，采取固守模式。后来，他甚至严厉规定，有关将领不得轻易出击。（注：蒋介石1933年5月6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称：“我军实力不充，只能妥择阵地抵抗，此种战略既经择定，宜使全线一体恪遵，怯者固不得擅退，勇者尤不许轻进。论者每持以攻为守之说，欲乘敌人薄弱之点，贪图小利，轻于突击，徒为局部一时之快意耳，固于事无济，且最易牵动全线。”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8页。）
    2月下旬，蒋介石在江西完成剿共布置，在各方呼吁下， 开始作北上准备。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支持现在战局；收拾败后残局；部署华北继起之战局。同时提出，今后对日作战，“以运用外交为中心”，蒋介石称之为“使倭寇时受精神上之打击”。（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2月26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73页。） 3月6日，蒋介石秘密离开剿共指挥中心南昌，9日进抵保定。13日，胡适从北平前来问策，蒋介石表示，中国方面须有三个月的准备才能作战，而且还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注：《胡适的日记》，1933年3月13 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原本。）此时，长城各口的防务虽因中央军队的北来而得到加强，在喜峰口等处取得过局部胜利，但主帅是这种精神状态，自难指挥部队取得全局性的胜利。3月25日， 蒋介石因江西“剿共”前线战事失利，匆匆南返，决定对“寇患”，“取守势”；对“匪祸”，“应准备速剿”。（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8 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88页。）4月4日，蒋介石由南京赴赣，继续“剿共”。同年5月5日，蒋介石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将中国军队从长城沿线后撤，并将古北口至山海关等地划为“缓冲”地带。（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5月5日，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7页；参见蒋介石复何应钦电，同书卷2，第309页。）31日，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时，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都持不抵抗态度，受到国人诟责。此后，日军进攻上海和长城各口时，蒋介石自然不能毫无抵抗，但是，他又并不真正想打，特别不愿意调动全部力量，与日军决战。其原因，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关于此点，下文将要论及；另一原因则在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他认为：日本已是现代化国家，日军武器精良，技术高明，中国在短时期绝对无法弥补这两大缺点。因此，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自在意中”（注：《电复陈济棠总司令》，《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12页。）。他甚至估计，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17页；又见《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