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初主张，将安内放在优先位置。1931年7月23日， 蒋介石发表文告称：“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版，第15页。）这是他对于二者关系的第一次明确表述。同文中，蒋介石并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934年8月20日日记云：“非平粤桂， 无以安内攘外。”可见，蒋介石所称安内，既指中央，又指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
    对地方实力派，在大多数场合，蒋介石采取怀柔、笼络策略。对两广，则主意不定，策略变化较多：有时主张“武力平定”，认为“粤非速征不可”（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7月7日。），有时主张拉一派，打一派，“联桂制粤”，或联湘制粤；有时主张调和汪精卫与胡汉民的矛盾，举胡为总统（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 年4月3、5日。）。经过反复思考，蒋介石主要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分化广东内部。1934年3月16日， 蒋介石日记即有“与粤空军联络”的记载。这一策略在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收到了实效。一是“缓和”（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1月21日。）。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提出“和平统一”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等主张。《宣言》称：“今日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吾人当此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困难，若非举国一致，精诚团结，避免武力为解决内政之工具，消弭隔阂，促成全国真正之和平统一，实无以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130页。）蒋介石对这一宣言很重视，视为“政治新阶段”（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2月1日。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积极支持华北、山西、山东、华南等地方实力派和南京政府对立，企图建立所谓“华北国”与“华南国”。《宣言》所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是对日本侵略者分裂阴谋的打击。11月28日，蒋介石会见王宠惠、罗文干、孔祥熙等，决定“对胡妥协”，同时决定派孙科赴粤，与“西南派”和解。11月29日，蒋介石起草致胡汉民函，日记称：“既决心妥协，则当以至诚出之，故文句尊重如故也。”此后，至1936年胡汉民去世前，蒋介石对“西南派”采取的都是“和解”方针。（注：参见拙作《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
    蒋介石在提出“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也应允对国内政治进行部分改革。1933年，他有过“开放政治，以政治奉还于民”的一系列想法，但仅限于想法。（注：蒋介石日记，1933年3月20日， 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85页。）到了1934年11月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时，他就公开提出，要保障人民依法享有言论结社自由，声称“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这些主张，显然是对国内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让步。
    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共的“红色割据”，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仍然坚持“围剿”方针，企图在最短期间，以最快的速度剿平中共，然后再从事抗战。自1932年7月至1934年10月， 他先后组织了对“苏区”和红军的第四、第五两次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其间他也有动摇的时候。1933年1月20日日记云：
    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惟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
    蒋介石认识到，在“剿匪”和抗日之间，只能二者择一。全力抗日吧？蒋介石担心共产党的力量会发展起来，自己的统治最终会被推翻；全力“剿匪”吧？又不合于“天理与人情”。从这段日记看，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抗日是民族大义所在，必须“攘外”第一，“先倭寇而后赤匪”。1934年11月15日，他也曾在日记中写道：“救国之道，惟在免除内战。”可见，上述观点，并非偶然灵感，而是经过较长时期思考的。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剿共”方针，阻碍他做出正确决定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自身命运的忧虑。
    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认为内忧重于外患，视中共为头号敌人。1933年4月6日，他从河北保定匆匆赶回江西，即在抚州发布命令称：“外寇不足虑，而内匪实为心腹之患。”（注：《蒋委员长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5页。）同月11日，他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不在步步侵入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盘据国内为国家心腹之祸的土匪，目前我们只要能安内，则攘外就不成问题，把匪剿清以后，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3页。）有时，他甚至把中共看成“惟一之大患”（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02页。）。当时，国内许多部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曾准备组织联军，北上参战，但都遭到蒋介石的阻止和拒绝。4月15日， 他致电陈济棠说：“赣匪殊不可轻视，似不如先其所急，分工合作，南中倾全力以剿共，华北负专责以御侮。”（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6页。）21日，再电陈济棠称，共产党一旦突围成功，必然“国本动摇，立蹈明末覆辙，虽有善计，亦无法收拾，为祸之烈，或较日寇侵略而有加”（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99页。）。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分歧，但无论如何，总是“兄弟阋于墙”，在民族敌人面前属于内部矛盾。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视日本侵华为“皮肤小病”（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1933年5月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6页。），将中共看成远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更为危险的敌人，这就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而生了。
    要抵抗外敌，必须以国家统一，国内安定团结为条件。这一点对于弱国尤为重要。蒋介石1933年3月20日日记云：“今日欲言抗战到底，则非举全国国民之心力汇集于一点，并统一全国之内政、财政、兵力，听命于中央，不能有效。”这段话说得并非全无道理。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统一？是以武力削平异己力量呢，还是求同存异，团结对外？遗憾的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采取的是前者。他置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将本应对外的枪口首先用以对内，这就必然引起普遍的反对和抗议，最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这一政策。1934年底，蒋介石指派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着手解决中共问题。次年6月， 双方代表在香港会见，开始了国共两党间的艰难谈判。（注：参见拙作《陈立夫与国共谈判》，《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401页。 ）这一举措，反映出蒋介石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的策略转变。
    蒋介石的改变根源于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行为的不断加深，一是国内各阶层救亡图存呼声的加强。但是，他改变的并非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是安内的方法，从围剿共产党改变为承认共产党，从而实现了在抗日旗帜下的国内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