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
    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不得不做抗战准备。1933年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几则短语：“东南国防计划。购炮雷弹计划。备油避机计划。”（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1 月27日。）反映出他在思考国防建设问题。这以后，他不断下达备战指示：2月，指示在长江沿岸马当、 田家镇、武穴等要塞构筑防御工事。3月，指示在江苏、安徽、江西、 湖北等省江岸分散布置潜伏炮兵，以扼制敌舰行动。4月， 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组迅速修建南京附近各地要塞联络道路。 6 月， 限令军政部于1936年底前建立江防、航空、通信、新兵工厂的独立生产基础。
    进入1934年之后，蒋介石对国防建设要求加快。当年2月， 蒋介石致电贺耀组，限于当月制订完成东南国防、以南京为中心的防空以及东南空军作战等计划，同时要求勘定江防、海防各要塞附近的步兵阵地，绘成地图。自此，各地国防工程全面启动。至1937年2月， 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测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3374个。（注：据《何应钦部长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统计，《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55-361页。）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了。
    东南国防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但是，既然对日战争是一场长期战争，就必须有后方，有根据地。1932年11月，蒋介石等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洛阳行都的建设。（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49-550页。）1933年8月， 他和戴季陶议事，再次讨论迁都西安问题。（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47页。）次年1月24日日记云：“国防据点， 分东北与西北两部乎？”建设东北据点，目的仍在防御，但建设西北据点，则是为了加强后方。此际，国民党正在召开四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为此，他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等。该会在宣言中并提出“救亡图存大计”，要求集中国力、充实国力，巩固国家统一，完成一切建设，以立御侮之根本。（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6-7页。）1934年10月18 日，蒋介石飞抵兰州，日记云：“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备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次年，他下令在河南进行军事演习，构筑永久工事。此后，他又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
    在更多情况下，蒋介石倾向于以西南为根据地。1934年初，他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了多项任务，其第34项为“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注：蒋介石日记（原稿本），1934年卷首。）。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蒋介石决定经营四川，11月23日日记云：“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
    兵不厌诈。战争中要讲究虚虚实实，借以迷惑敌人，备战也同样如此。蒋介石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 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则日记透露出，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
    此后，蒋介石即一面在西南地区追击长征中的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四川、云南、贵州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次月，蒋介石亲自入川，在重庆发表演讲，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当时，四川政治、经济混乱，蒋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日军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力”，同时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要他从速确定四川金融政策。（注：《蒋委员长致孔祥熙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35页。）接着， 蒋介石又陆续巡视贵州、云南等地，直到当年10月，才回到南京。1936年1月， 蒋介石报告称：日本之所以在华北挑衅，就是因为害怕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统一，成为中国复兴基地，因此千方百计干扰，而他“看穿日本的诡计，无论如何，驻在四川不动”。（注：《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讲话》，《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5-746页。）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衅的原因，未必如蒋介石所云，但他看出，统一西南三省，“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后的保障”，这是不错的。
    以驻节四川、巡视云贵为起点，蒋介石积极整理三省的政治、经济，加强工业建设，发展交通，种种举措对于后来的抗战都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6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时还说过：“当战争来临时， 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注：Money Talk-Fifty YearsofInternational Finance,p.221.）可见，他在当时已经料到了后来战事的发展进程并为此作了准备。
    中国现代军事学家蒋方震极为强调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影响。1932年7月，蒋介石决定自任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1934年决定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他在为航空学校书写《训教》时，特别提出“空军救国”的口号。凡此，都可见他对空军的重视。这一时期，他积极倡议购买飞机，派员出国考察飞机制造工业，在国内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行防空训练，为重要铁路枢纽及黄河铁桥配置防空设备，使中国空军和防空力量得到一定加强。1936年10月，蒋介石到杭州主持航空学校第五、第六届毕业典礼，对中国空军的发展感到满意，曾在日记中写道：“五年之内，期赶上倭国空军则可以保我国之安全矣！”（注：蒋介石日记，转引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3，第337页。）
    结语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未作任何抵抗就丢掉了东北大片江山，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国人最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各口抗击来犯日军；在谈判桌上，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过若干抗争。但是，就其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在对日步步退让的同时，又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对内，调整政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和中共的矛盾，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