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方法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角度上看， 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必然拒斥“欧洲中心论”。
    首先，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要求人们在考察世界历史时，必须立足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52页。）这一事实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愈发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从方法论上看， 把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视为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必然会在逻辑上拒斥“欧洲中心论”。因为，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是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这一点，对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是“非常平等”的。而唯心史观则与“欧洲中心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当然，唯心史观并不直接等于“欧洲中心论”。唯心史观在分析社会历史的演变时是立足于社会的表层如意识、种族、国家等等，而这就很容易（在方法论上）把某一或某些种族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优势”抽象化和绝对化。
    其次，从“覆盖面”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而“欧洲中心论”则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需要指出的是，确定“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还是“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的标准，决不是单纯的量上的即研究所涉及的民族和国家有多少，而是整体的质上的即是否真正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整体及其发展过程和趋势。换言之，说“欧洲中心论”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并不是指它全然无视“中心”以外的民族和国家，而是说它否定或贬低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历史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看成是“非历史”的，无视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先进民族和国家与落后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世界历史总体及其发展过程和趋势。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并非是指它已将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态包揽无遗，而是指它在方法论上确认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它把作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联系（直接的或间接的、纵向的或横向的）、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并能正确地揭示世界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方向，把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真正置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例如，马克思曾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当马克思道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时，无需把当时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都“扫”一遍。目前学术界有的人正是因为不能正确划分“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还是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的标准，所以才断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并且把这归之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消极影响。这说明，他们对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规定性还缺乏认识。
    再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旨就在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段有关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页。）。可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而“欧洲中心论”的主旨则在于：把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为全人类的利益，以使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地区对这一或这些民族和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威顶礼膜拜，从而为其服务，被其统治。“欧洲中心论”实质上是“放大化”了的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
    最后，在确认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其特定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过程的前提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不否认某个或某些民族和国家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领先或“中心”地位，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机器生产中心”和为中心区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页。）。 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9页。）但是，这与“欧洲中心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其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依据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以及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演变发展规律，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的。而“欧洲中心论”则是依据所谓种族的优劣、国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等，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的。其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个“中心”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作用的结果。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中心”是与生俱来的（或是其自身发展的产物）。其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来，“中心”是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这里所讲的“发展变化”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心”本身的变化；二是“中心”的转移。因为“中心”是由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所规定的。而在“欧洲中心论”看来，西方世界的中心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其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与“非中心”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离开这种相互作用就无所谓“中心”。而“欧洲中心论”则撇开这种相互作用，把“中心”及其作用绝对化或“超世界历史化”。其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说，确定“中心”也是对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作典型分析的需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当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心脏的英国确定为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当然，马克思对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是与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特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学术界有的人为了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断言前者不承认世界历史时代中有什么“中心”，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尽管其“用意”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