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知，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士人队伍及其素质大有提高，这是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的。那么，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具体分析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原士人的南徙促进了南北士人间的交流，传播了中原文明。西汉时，北方人视江南为蛮荒化外之地，视赴江南为畏途，除汉武帝曾强行“徙豪”之外，南北殊远，绝少往来。两汉之际，北方一度陷入大规模的战乱之中，中原人纷纷南下避祸，这是中国历史上北方人民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南迁，其中有不少士人。据《后汉书·任延列传》：“时天下新定（指更始元年），道路未通，避乱江南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这些士人后来大多返归北方，但也有定居者，如《晋书·儒林列传》载范平，吴郡钱塘人，“其先铚侯（范）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23〕。此后，不断有北方士人至吴地，《后汉书·逸民列传》：“扶风平陵梁鸿，受业太学，博览无不该通，后适吴，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梁鸿将关中视为“旧邦”，是不是隐隐感觉到江南为新兴的文明之域呢？士人是文化的整体，北士南迁的过程，也就是中原文化传布的过程。他们在江南兴办学校，著书立说，大大开阔了江南士人的眼界，改变了固有的风习。当然，南方士人也不是一味地消极等待，不少人表现出愤发进取的精神，负笈北上，求学问道。如王充避学京师，“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者，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24〕；赵晔远赴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25〕。正因为四处求教，综合众说之长，才得以写出当时一流的著作，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二，东汉朝廷的循吏倡行教化，重视教育，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社会风俗的变革。关于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余英时先生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26〕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他指出循吏施政从追求原始儒学的政治理想--礼治与德治为目的，由于他们集吏、师于一身，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着比一般儒生大得多的作用。通过东汉时期循吏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我以为这一论述是准确的。东汉都洛阳，政治中心的东迁使中央政权对江南地区的辐射有所增强。东汉崇儒，地方多循吏，循吏重名节，寻大义，为政首在富民，倡行教化，循序渐进，移风易俗。某一地域的习俗是千百年来该地域历史发展过程中最深层的文化积淀，改变这种风气，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关于会稽民间“信巫鬼，重淫祀”前文已述及，对此，建武二十九年第五伦任会稽太守，“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27〕。第五伦此举实为循吏之典型，既变易会稽陋习，又推广了牛耕发展了生产。另有一些循吏优遇文士，兴学传道，逐渐形成一种崇儒尚文之风。如任延任会稽太守，“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对“志不降辱”的吴地士人龙丘苌，精心奉侍，终使其出仕，“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28〕。又如永元中张霸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颖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29〕。仅就以上几例可以看出，东汉循吏在江南风俗变易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比较一下西汉的循吏活动多在北方，而东汉却多在南方，说明南方的开发开始受到东汉朝廷的重视。
    除了循吏有组织的文化传播方式外，还有一些儒生在民间办学传业，他们对江南儒学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两汉之际，著名学者桓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间”〔30〕，不少江南士人随其求学，吴郡人皋弘与之相善，多得其教诲。明帝时王望“客授会稽”〔31〕；王充在上虞“屏居教授”〔32〕；豫章南昌人程曾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33〕；唐固在会稽“讲授常数千人”〔34〕。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江南地区的儒学有了广泛的传播，郡县学校与私学中培养了大批的儒生，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的子弟经过几代人的文化积累，产生了一些才俊之士。东汉末年，蔡邕、孔融等之所以一再赞颂江南名士，就在于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社会理想、人生旨趣和品行修养，而这正是由于长期的南北士人之间相互交流和教育发展的结果。
    其三，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世家大族的壮大给当地士人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江南地区的经济在经历了西汉的长期停滞状态后，在东汉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不少循吏大力推广牛耕、铁制农具等先进的耕作方式，兴修水利，开发江南富源。东汉后期，江南的农业生产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东汉中后期，朝廷便有诏令征调南粮入北之举。《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调扬州五郡租米，赈给东郡、济阳、陈留、梁国、下邳、山阳”；又载：“（永初七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这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调的最早记录，统治者以江南之米补给北方之饥荒，从一个侧面说明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长。在古代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下，人口的多寡直接反映该地区的社会发展的程度。自先秦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地广人稀”，直到东汉，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秦代与西汉，江南仅置会稽一郡，辖26县，有户233038，口1032604〔35〕，东汉顺帝时，原会稽郡分置为会稽郡与吴郡，会稽移治山阴，辖14城，户123090，口481196；吴郡治吴，辖13城，户164164，口700782。〔36〕据统计，东汉江南人口的户数比西汉多64216，口数多156394。尚须指出的是，封建社会的每户人口一般以平均5人计，以东汉的情况看，口数与户数显然不吻合，若中漏籍者很多，特别是当时大族势力的剧增，隐匿了大量的人口，故江南的实际人口应比这一记载要多。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开垦，江南地区日新月异，提高了该地区在封建国家中的地位。汉代察举、征辟是以当地人口数量为依据的，东汉江南人口的增多与郡县的增置，拓宽了当地士人的入仕之途。正因为如此，东汉末年北人中的有识之士已改变了对江南的传统看法。《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疆，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从自古被视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荒野之地，至汉末被称作“沃野万里”的“乐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37〕。
    在江南开发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占有不均的情况不断加剧，阶级分化日渐扩大，一改江南“无千金之家”的状况，涌现出众多的豪门强宗。这些世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的发展。关于江南的冠族，《后汉书》、《三国志》均有载，如陆续，吴人，“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38〕；皋弘，吴郡人，“家代为冠族”〔39〕。这些“世姓”、“冠族”势大力强，且多世代习儒。如吴郡陆氏自东汉初陆闳为尚书令，陆续先仕后隐，续子陆褒也隐，褒子陆康又为郡守，世代习儒为宦〔40〕；又如余姚虞翻述其家族世代治《易》时说：“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风为之最密。臣故亡考日南太守歆，受本于风，最有旧章，世传其业。至臣五世。”〔41〕虞翻家世为显宦，又传学业，是典型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合一的冠族。江南士人队伍的壮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与世家大族的推动密不可分。对此，以往人们重视不够，故特加解析，以期有补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