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希冀以开复达赖名号同西藏政教上层直接对话，消除隔阂，为此做了不懈努力。在将恢复达赖名号命令电告噶厦的同时，派遣蒙藏事务局佥事马吉符等为册封使，取道印度赴藏册封，因英国阻挠未能入藏。12月又派温宗尧、王人文为西藏宣抚使，同样因英印政府阻挠过境未能成行。民国中央政府并未因此动摇中国坚持对藏主权的努力，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也并未因此而中断。1912年8月，为组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北京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规定了西藏地方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西藏当选议员可直接参与民国国政。次年4月，袁世凯加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名号，赞扬他“效忠民国，维持藏事”之功。[7]（p458）与此同时，为挫败帝国主义及分裂主义的图谋，北京政府颁行《西藏第一届国会选举法》，规定“西藏第一届参议员及众议员之选举，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西藏之选举监督，以蒙藏事务局总裁充之。”[8]随后，两院西藏议员正式选出，其中参议员及候补议员前后藏各五人，众议员及候补议员前后藏各五人，共40人。他们随即于次年参加了第一届国会常会，参与了中央对全国的治理工作。
    袁世凯为使中央政府能与西藏地方直接谈判，于1913年4月2日任命对藏事有经验的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6月14日又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为副使入藏疏通。后因陈贻范参加西姆拉会议，改令王鉴清为执行正宣抚事副宣抚使由川入藏。王鉴清抵昌都后，多次与达赖、噶厦致函联络，建议在昌都直接谈判。尽管帝国主义假手亲英分裂势力阻挠谈判进行，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并未中断。尔后中国中央政府组织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国会等全国性政治会议，都有西藏地方的代表及议员参加。西藏当选的40名参众议员，不管属于达赖或班禅系统，都“夙明大义，首赞共和”，支持中央政府。这哪里有一点“独立”的影子！1914年，刚返回拉萨不久的达赖曾召集过一次西藏各宗及地方头人的代表会议，会议在议及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时，绝大多数代表提出：只需反对清朝末期对西藏的错误政策，并没有使西藏脱离祖国的意图。[9]（p922）英人贝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西藏之官吏僧俗人民中，在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西藏虽倾向自主，尚不欲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10]（p228）
    1913年10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民国始建，即已宣布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实际上等于同时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在实际上，英国却无时不在准备寻找时机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英国以此为诱饵，迫使袁世凯最终同意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在英人一手策划下，夏扎抛出由英人帮助炮制的6条提案，基本点是所谓“汉藏地方，是谁也不属于谁的”，要求划定所谓“中藏边界”。这立即遭到当时北洋政府代表的激烈反对，并针锋相对提出7条提案，要旨是：必须维持由历史自然形成的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领属关系。会议因此陷入僵局。麦克马洪以调人自居，提出所谓“调停约稿”。1914年4月27日重行开议后，英方对约稿稍加修改即诱逼中方签字，中国代表陈贻范为“免致决裂”而同意“从权画行”，只写了姓名的英文缩写，并特别说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签押一层，必须奉有训令而后可。”北洋政府于4月28日电令陈贻范：“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11]（p471-472）5月1日又电令不得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这样，西姆拉条约就成为无效的一纸空文，而英人与夏扎在会外背着中国代表私下交易的“麦克马洪线”更是非法的，连英方也迟迟不敢将其公布于世。事后，十三世达赖对夏扎的所作所为表示很不满意。[12]（p195）此后，中国历届政府及30年代后的噶厦、民众大会，均多次宣布不承认“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
    三、北洋政府时期抵制英国分裂西藏的图谋，派使入藏，达赖亦表示要“倾心内向”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三派，黎元洪、段祺瑞先后主政，中国陷于军阀混战之中。但是，作为中央政府的北洋政府，仍然尽力同英国企图制造“内外藏”的分裂阴谋进行斗争。在开展“国民外交”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促使达赖倾心内向。
    分裂西藏的西姆拉会议破产之后，英国又利用川藏地方军队之间的矛盾煽风点火，藏军遂于1917年9月越界割草，同川军发生冲突。而英国立即资助西藏枪5000枝、子弹500万发，藏军即全面进攻，引发川藏地方战争。当藏军全部占领金沙江以西之地后，英国派外交官台克曼赶赴昌都，插手调解川藏纠纷。1918年8月8日，达赖喇嘛表示不肯悖逆“中国施主”，同意停火谈判。英方遂将私下拟好的条款抛出，让与会双方签字。川军代表刘赞廷以“川藏两军之冲突，为中国境内局部之事，非外人所可得而干预”，拒绝签字。[13]后西藏地方将条款电告北洋政府，由中央与英国公使直接交涉。10月10日，双方报告上层主管部门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
    1919年，英人又以协定快到期为由，催促北洋政府重新开议“内外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由于“五·四”爱国运动后全国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舆论支持，北洋政府在8月26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决定不理英人的干涉，暂不开议。英使仍坚持要求开议，被大总统徐世昌严词驳回。随后，北洋政府为维护对藏主权，在西藏问题上寻找一条妥善的解决方案，于8月电咨甘肃督军张广建物色入藏入选，主动进行联络。同时将西藏问题及英人干涉中国对藏主权、操纵中英藏谈判的内幕通电全国，全国各界立即掀起抗议英国分裂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高潮，连海外留学生也致电声讨，各省督军也通电表态，坚持中国对藏主权，从而有力地回击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阴谋。
    11月24日，由张广建遵照国务院指示派出的李仲莲、朱绣一行使藏抵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的格外优待，安排他们与西藏上层广泛接触。经过交换意见，使“中藏交情从此断而复续，甚愿照旧和好”[14]（P465），为疏通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走出了可喜的一步。其次，这是民元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冲破英国的阻挠，直接派官员入藏，恢复了中断近十年的直接联系，给藏独和亲英分裂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其三，改善了因康藏战争而受到影响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康藏双方在中央的调解下也释却前嫌，声明永远停战和好。
    当李仲莲等离开拉萨时，达赖专门设宴饯行，明确向中央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以此贵代表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云云。”[15]（p60）接着，达赖一面派私人代表洛桑更登带礼物赴兰州拜见张广建，表示问候并征询有关藏事问题，一面派专使顿珠旺结与中央政府进行联系。未及与李朱会见的班禅大师也“派人送来藏字公文一件及礼物多种，其倾向共和之心，较达赖殆有过之。”[15]（p60）
    由于历届民国中央政府的努力，早在李仲莲等入藏前，十三世达赖就已试图通过宗教渠道沟通与中央的关系。1919年2月11日，达赖派负有宗教与政治双重使命的三大寺堪布罗桑巴桑、罗桑策殿、罗桑仁增为新任驻北京雍和宫堪布，以维系汉藏一家的历史惯例，他们也是民元以来西藏派往首都的第一批地位显赫的上层人士。北洋政府也把他们作为西藏地方代表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为此，1921年2月，直奉两系联合执政的北洋政府下令加封罗桑巴桑等人以“诺门罕”的称号，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1924年1月，达赖又派任棍却仲尼为首席堪布。其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均为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维系中央的对藏主权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