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京国民政府重申西藏为中国领土，西藏建立驻京办事处，改善和发展与中央的传统的政治关系
    1927年，蒋介石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西藏地方不但仍未“独立”，反而更加亲近和拥护中央。经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共同努力，双方传统的政治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南京政府新建伊始，即重申西藏、蒙古均为中国领土。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1928年7月在行政院设立蒙藏委员会，专职管理蒙古、西藏行政事务，于12月任命阎锡山为第一任委员长。又以立法形式进一步明确西藏的政治地位，1929年南京政府最高法院认定《清理藩院则例》为民国之特别法，“在未经颁布新特别法令以前，得酌予援用。”[7]（p478）从而维护和确证了历代中国中央政府治藏立法的历史连续性。1931年6月，又制订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第一条即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其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又强调“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16]
    十三世达赖和噶厦对新成立的南京政府也寄予希望，主动派使入京与中央联系。1928年冬，达赖派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晋见蒋介石，面陈藏事，表示内向之意。蒋介石对其表示欢迎，并复函达赖称“藉悉法座高瞻远瞩，倾诚党国之决心”，“藏卫接壤强邻，帝国主义者所压迫久矣，幸赖法座深明大义，内向情殷，此后愈当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17]（p485）与此同时，九世班禅先是派代表赴京祝贺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又经中央批准成立驻京办事处。1929年1月，办事处在成立宣言中明确宣告：“原西藏之于中国，自汉唐以还，关系日深，清季更置官兵戍守，征诸历史与地理上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又声明“西藏始终与中国合作，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御强邻之侵略。”[17]（p480-481）这那里有一点“西藏独立”的影子！在十三世达赖方面，也特派棍却仲尼、楚臣单增于1929年8月拜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当面“声明三事”：一是达赖并无联英之事；二是言明中藏亲睦，并且多次派员与中央来往，并以护照为证；三是与班禅感情素惬，班禅离藏出走出于误会。9月10日，达赖代表又晋见蒋介石，重申“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蒋介石则允“许藏人完全自治。”[7]（p486）蒙藏委员会官员还同棍却仲尼等磋商了落实上述声明及中央处理藏务的措施。9月13日，蒋介石再次接见并宴请达赖的专使，棍却仲尼面陈了达赖极愿内向输诚的五条原因，蒋介石阐明了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政策。
    南京政府经与达赖、班禅代表多次商谈，认识到必须通过西藏政教上层才能彻底解决西藏问题。1929年9月，国民政府委任棍却仲尼为“赴藏慰问专员”，携带蒋介石信函及蒙藏委员会文件取道印度使藏。他途经噶伦堡时即接到达赖的欢迎电，文中称“尔奉国民政府委派，自应从速来藏。”[7]（p490）表达了急切盼望之情。次年2月，棍却仲尼到达拉萨后，达赖命西藏地方文武官员率马步军队到西郊隆重欢迎中央专使，达赖本人也“起立顶礼接受带交文件，表示尊重（中央）政府之诚。”[18]（p89）对国民政府解决藏事的8条意见，噶厦除对班禅返藏具体安排有异议外，其拥护中央的态度同前几次的表态是一致的。如对中央之关系，噶厦答复说“照前至诚有信之待遇，而西藏以前原系至诚相见，现在更竭力拥护中央。”[10]（p228）随后，达赖正式任命棍却仲尼为西藏地方常驻中央之总代表。经中央批准，从1931年起，西藏地方在南京、北平、康定三地正式设立办事处，棍却仲尼兼南京办事处处长。各办事处受蒙藏委员会监督指导，办理西藏有关事宜。自此，西藏地方由拥护中央到与中央政府建立起正式的经常性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多次派员入藏联络。1930年3月，由国民政府委派的文官处一等书记官刘曼卿抵达拉萨，在上层人士中广为宣传中央的对藏政策，受到达赖喇嘛的欢迎和两次接见。达赖在刘曼卿离藏前的谈话中申明说：“汝之好意吾早领之，吾不敢背中央前已言之……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又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9]（p118-120）
    南京政府为推进解决西藏问题，1930年12月又派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入藏，主要是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十一条原则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洽商，其内容比前述八条增加了有关外交条款，如“西藏不得与中国以外之各国发生政治关系”，“西藏外交及军政重大事项，应由国民政府负责处理。”[10]（p247）因谢国梁行至曲水病故，这一使命只得搁浅。
    1931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西藏地方共有19名代表参加，其中噶厦方面以棍却仲尼、曲批图丹、巫明远、楚臣丹增、阿旺坚赞、降巴曲旺6人为代表，楚臣尼玛等3人为列席代表。班禅方面以罗桑楚臣、罗桑坚赞、罗桑昂嘉、王乐阶4人为代表，邵章等5人为列席代表，九世班禅本人也应邀与会。这说明西藏地方依据民国宪法共同参与民国政事。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以宪法形式再次明确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这是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西藏代表首次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性会议，此后历次全国性政治会议，均有西藏地方的代表参加。随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帝国主义挑拨下爆发的康藏、青藏内战，也于1933年6月得以签订停战协定。康藏、青藏冲突的顺利结束，是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进一步改善、汉藏民族团结和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时，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深明大义，都表示支持中央，共同抗日，为解决藏内纠纷、促进团结提供了有利时机。1932年，西藏驻京办事处主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欢迎班禅早日返藏。12月，国民政府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将其行辕迁至青海藏区，以便时机成熟后即行返藏。九世班禅也派员会见达赖喇嘛，询问并说明有关问题。蒋介石亲笔致函达赖，希望他一如既往热爱祖国，重申藏事纯属中国内政，并同意西藏地方提出的由中央派大员进藏共商解决藏事的意见。1933年4月，达赖优礼延见班禅所派人员，表示旧怨全系属下挑拨，欢迎班禅回藏。西藏问题的全面解决如无外人干涉破坏，已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