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可否认，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个极明显的现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划分的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世界历史”行程所作的划分，在形式上极为相似。实际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理论前提之一，有相似之处是正常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相似，那就需要进一步弄清，这种相似意味着什么，实质区别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深入理解马克思划分历史阶段的典型形式的方法是有益的。
    仅从方法而言，黑格尔把“世界历史”行程划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等几个环节，实际上也是在选择一些典型形式作为纵向过程的阶段性标志。但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只是“理性”的自我实现、是“‘精神’在里的发展”（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1页、112页、121页、121页。），而“世界历史”从东方（中国、印度）、经中亚、希腊、罗马、日耳曼王国，成了理性、精神实现自由这一最终目的的行程，这样一来，各个王国或“世界历史民族”被看作是“理性”的自我运行的链条上的环节，而在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民族”之间，就有了一种无人的“精神”自身所实现的“过渡和联系”。而在马克思那里，是坚决否认这种神秘的过渡和联系的，相反，恰恰是因为缺乏联系、缺乏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的完整过渡，才需要运用典型形式的方法来完成一种阶段划分的形式，只是由于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的已有的经验形态，使它们在被纳入“人类历史”总过程的范畴来看时，它们才呈现出一种“历史发展的次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差别的根源仍然在于，黑格尔是以逻辑框架规定历史，而马克思则认为逻辑的抽象是从经验的历史中得出的。
    由于对历史的实质的理解不同和认识论上的不同，使马克思的“序言”中的分期形式所选择的典型形式与黑格尔虽然基本一致，但对何以选择这些典型、其含义是什么，却有实质性差别。在黑格尔那里，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定阶段的是“世界历史民族”，而它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民族”是因为它执行了“世界精神”自我发展中某一环节的使命。他说：“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至于生活在那个环节中的民族则获得幸运与光荣，其事业则获得成功。”“这种环节作为原则所归属的那个民族，在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进程中，有执行这种环节的使命。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它具有绝对权利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对它的这种权利来说，其他各民族的精神都是无权的，这些民族连同过了它们的时代的那些民族，在世界历史中都已不再算数了。”（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3页、354页。）当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民族”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时，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1 ）他仍然把“世界历史民族”当做“世界精神”自我发展的工具，因而他所说的东方王国、希腊和罗马、日耳曼王国的“自由”所达到的不同水平，也不过是“精神”的自我意识所实现的程度。所以，他据以选择典型形式的只是“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的逻辑环节。而在马克思那里，他所依据的是生产方式、尤其是社会生产关系所达到的经验形态，这使得他所选择的典型形式有了现实的物质内涵，而不是停留在理性的思辨领域，而且，也为黑格尔的“自由”的发展揭示出现实的基础，即，在这些生产方式中的人们的自由的不同状态，不过是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上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而非“精神”的自我意识。（2 ）当黑格尔把“世界历史民族”看做是该时期的“统治的民族”时，不仅隐约透出了资产阶级早期的扩张欲，而且也是不真实的叙述。因为，在前“世界历史”时代，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达到了一定阶段的民族，并不一定成为“统治的民族”，它既可能没有可统治的民族，也可能为落后的民族所征服。（3 ）黑格尔认为一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登上舞台，从这一新时期开始，“先前那个民族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利益”（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3页、354页。）。因为在他看来，“‘精神’的现在形态必然是把先前的一切阶段都包括在内”（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1页、112页、121页、121页。）。尽管他也承认“一方面看起来它们仍然是互相并存的”（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1页、112页、121页、121页。），但却仅仅从“世界历史”的纵向过程方面去确定它们的存在意义，轻易地否定了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同民族历史发展的相对独立的特殊意义。他以为现在的“精神”把先前的一切阶段都包括在内，因而只需研究“永久的现在”，从而否认了已成为历史上的过去的各时代的独特的、长久的价值。这和他在空间上否定“落后”民族的价值，乃是一体两面。而在马克思那里，选择典型形式标志着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固然同时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但对于在发展次序方面或时间方面成为过去的民族、阶段的价值，马克思采取的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而是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考察其意义，例如对印度、中国、俄国的评论。特别是他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36页、 49页。）显然，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决不是一种“直线论”。在肯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同时，他又有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相对性的观点。对后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进行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时，又做了更深入的开掘和发挥，特别是他们在研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之后，对“落后”民族、古代的东西，更为重视。“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5页、448 页、432页。），无疑是对人类早期历史的价值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