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社会文明转型、市场经济建构等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经济无疑会对基础理论产生冲击。史学处于市场经济的“边缘地带”，不是利益主体，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古老的历史科学显得无能为力。尽管人们对“史学危机”仁智相见，但在热闹红火的“炒”文化、“包装”文化的氛围中，史学处境之艰难自不待言。可以说，中国史学工作者比任何时候都关注史学的命运与未来。市场经济要求人们以理性思考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现实，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性思维。”史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晶，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史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有一种自律与自觉。现代社会多元结构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与之相适应，史学必然也是多元的、多样的。也就是说，史学既面临着各种挑战，也面临着各种机遇。然而，史学必须自律、自觉于学术，而不是其它。
    一
    在商品经济大潮涌来时，不少人曾探讨让史学与市场相结合，史学与市场有没有结合点？史学能否切入市场？回答显然不是否定的，否则“炒”文化、“包装”文化怎么会不厌其烦地把目光对准史学呢？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必须依赖市场吗？对此我们不敢枉下结论，至少到目前还找不到某些令人心悦诚服的理论依据。史学与市场经济有可结合之处，但并不是整体上的历史科学都能与市场结合，所能结合的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小部分，不会是史学的全部。史学在宏观上是社会文化行为，不是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行为。史学之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及重大作用，先哲、文化巨匠早已有过明确的表述。在今天，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利益与实惠时，当人们不再掖掖藏藏地谈论、追求功利主义时，史学受到了冷落，但其自身价值不应因此贬值或折损。
    当今中国史学发展不能仅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找原因，笔者认为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即从当今中国的文化环境入手进行分析。人称中国公众精神生活的浅层次造成了文化市场上廉价精神产品的泛滥成灾。争先恐后地涉足商海的心态，曾一度造就了“全民皆商”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于是，中国史学、史学工作者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抉择：要么放下架子，早日步入市场；要么自甘清贫，固守“象牙塔”，惨淡经营。二者虽不能说水火难容，但若想找到结合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学术界探讨史学出路时，“文史双修”的呼声较高。认为“文史双修”既不有伤斯文，又能为史学工作者提供新的用武之地，并以“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为例，说明史学不应是史学家书斋中孤芳自赏的“奢侈品”。有人不厌其烦地声称、论证，史学可在市场找到出路，并由此走向辉煌。我们无更多的理由对之全盘否定，可是至少感到困惑的是：如果“文史双修”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史学还能称得上史学吗？据此，我们不能不对这种史学参与市场的导向产生怀疑。
    史学在当代中国必须坚定于自己的生存根本，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这种定位不是飘忽不定的“炒”文化、“包装”文化，而是对史学的高层次追求。史学可以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自己，但这种展示的根本和出发点在于对高层次学术的追求。换言之，大众通俗文化应建立在雅文化的基础之上。时下某些“史学作品”或“历史题材”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粗制滥造的原因除了为迎合浅层次文化需求外，学术水平低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使史学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自己，其基本前提也不能脱离学术性，脱离了高层次的学术追求，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又怎么可能是高层次呢？
    史学研究的高层次追求可能会与市场经济有矛盾之处。史学的学术性丈量标准首先不是迎合公众或市场效应，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其实这一点不仅史学如此，基础理论差不多都具有这一特点，因为基础理论研究不是为了立竿见影，许多情况下不能立竿见影，更不可能急功近利，其对社会、人类的影响和贡献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永恒的，许多基础理论研究的超前性往往表现在这里。市场效益、公众需求是史学应当考虑的因素，但不可能是决定的因素。古今中外恐怕找不到靠市场推动而走向繁荣的史学。以功利、利益驱动史学的学术研究可能会带来泡沫式的表面繁荣，却也极易导致学术研究的扭曲。在史学研究方面，功利主义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影响。虽然没有必要让史学在功利主义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选择其一，但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则是最佳选择。
    我们之所以提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主要是因为当代中国史学被人为地注入了太多的非史学因素，或者说太多地受制于非学术性因素。而当前，最让人无法理解、不愿看到的则是史学受制于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史学不是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追求利益最大化。“轰轰烈烈”之后，若冷静思考，不难发现某些与史学不合时宜，乃至风马牛不相及之处。我们不妨以“文革”为例。文革中，史学可谓“重灾区”，原因在于当时的史学和其它各门学科一样，彻底受制于所谓“政治”，今天“儒法斗争”，明天“批孔”，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对此深恶痛绝的话，那么今天让史学受制于经济利益，听命于金钱，让经济杠杆驱动史学轮盘转动，其后果与“文革”中史学的命运很难说不是殊途同归。
    我们提倡史学自律于学术，除了学术性受到冲击、被人淡化外，还因为充斥今天文化市场、大众传媒中许多所谓“史学作品”、“历史题材”的各类作品中，科学的、真实的历史含量并不多，贻笑大方的东西比比皆是；许多冠以“学术”的作品，不过属于“炒冷饭”之类的低层次重复劳动，或“天下文章一大抄”而已。在这里，绯闻野史成了信史；不切实际的“翻案”使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奸佞之徒成了“中国近代的先驱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1 〕加入到“名人伟人”的行列；那些“炒冷饭”之作也敢自吹“新意”其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文化市场中某些现象似乎还容易被人理解，而学术研究中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则令人无法接受。有学者尖锐指出：“本不是搞史者，也大谈陈寅恪，岂不让人言下齿冷。”〔2〕类似这种批评告诫我们， 史学外部文化环境越是不尽如人意，史学越是要坚持自觉、自律于学术，以学术性规范自身，不能让史学研究面目全非。
    当代中国史学自律于学术实际是指史学自律于自己的中心价值--学术性。学术性作为史学的中心价值是不能随便转移的，也就是说史学的主业是学术探索，而不是其它。我们之所以把史学的中心价值定位于学术性，是因为“历史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事业”〔3〕。 如果我们把史学研究活动视为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的话，那么圆心则是中心价值--学术性。史学的所有活动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当史学围绕学术性运作时，史学的发展是有序的、规则的，如果离开了这个中心，把学术行为变成商业行为、逐利行为，一方面与史学研究大相径庭，另一方面也会使史学误入无序状态，这显然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史学自律于学术是历史科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炒”文化、“包装”文化属商业行为、逐利行为，与史学学术研究有着巨大差别，史学的学术研究作为高层次精神文化活动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的价值低于“炒”文化和“包装”文化，史学学术活动优劣的评价标准及对人类文化、人文精神的贡献不能以商业利益、占有文化市场的多少为尺度。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所以能垂名青史，并不在于他们的学术贡献有多少商业回报，也不在于对文化市场的占有，恰在于学术上前无古人的建树。当然，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成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但史学自律于、定位于自己的中心价值--学术性无疑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最佳选择。过去、现在、未来都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