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有一句名言：“历史是艰辛的劳作”。此话虽不是千古真理，却也深得史学研究实践之印证。
    史学研究不仅是一项“艰辛的劳作”，更是一项清贫的劳作。像美国历史学家罗德斯那样先经商致富后进行史学研究者实在是极少数。〔4〕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性、不实用性似乎决定了史学、 史学工作者不能唯利是图，也无利可图。因此，让利益推动史学进步是不现实的，也与史学本身背道而驰。这也决定了对史学的认识和评价不能以赢利、“创收”为参照系数，相反只能以学术水平为衡量标准。学术性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史学不仅在主观上自觉于学术，而且在客观上也要以学术性为自律，任何商业行为都无法取而代之。
    史学、史学工作者自觉于学术是历史学科本身的要求。已如前文所述，史学学术活动本身是思想活动，学术性必然离不开思想性。有人认为历史学家首先应是思想家，史学工作者理应是“思想者”；英国学者柯林伍德认为：“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罗素则认为：“历史学之有价值，不仅仅是对于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对于档案和文献和专业工作者，而且对于一切能对人生进行理性观察的人。”〔5 〕史学工作者的各类学术活动首先表现为思想活动的结晶。史学“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6〕。据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史学的中心价值是人类思想活动的结晶，是通过史学工作者思维创造、学术活动得以实现的。
    我们曾提到非史学学术因素太多地制约着史学，是因为这些因素既无思想性，又无学术性。当然，人们之所以淡漠了学术性是因为史学学术活动不是商业活动，很难与利益挂钩。当我们提倡当代中国史学自觉于学术时，不能苛求学术性创造出诱人的经济效益，更不可企求等值回报。如果我们强调效益问题的话，那么社会效益无疑应大于经济效益。虽然人们对史学价值的实现有着各种各样的议论，有各种各样的设想，但离开了学术性，史学到底还有何价值可言呢？
    史学的学术性及其实现有赖于史学、史学工作者对学术性的自觉，即对学术的专一和奉献精神。事实已经证明，史学与市场接轨太难了。史学发展至今，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学术事业的专一追求，并不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是无数史学工作者自觉于学术的结晶。尤其在今天，当更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时，当史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举步维艰之时，探求生存和发展，史学只能自觉于学术。当然，史学自觉于学术并非让史学坐以待毙，因为史学的发展前景主要还是促进学术进步，扩张人文精神，推动人类文化走向繁荣，而不是其它。正如我们提到的，史学家是思想家，史学工作者是“思想者”，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对思想家、“思想者”的需求不会是过剩的，关键在于思想家、“思想者”是否名副其实。
    关于史学的学术性，著名思想家培根如是说：“历史可分为自然的、政治的、宗教的与学术的，这里边的前三种，我以为是现在已有了的，惟第四种，我觉得还是缺乏。……少了这种学术史，我觉得如同玻里菲默的雕像少了那双眼睛，缺少了最能表现人的精神与特性的部分。”〔7〕培根对于历史的分类，我们也许不能认同， 但培根关于学术性的认识是中肯的、有价值的。无论历史科学的功能与价值是否以“入世”、“指导现实”来体现，史学的学术性是不容忽视的，离开了学术性的历史科学不啻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缺少了最能表现人的精神与特性”的历史，自然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因此，史学工作者自觉于学术，不为其它经济利益所左右似不应存在太多异议。
    人们经常津津乐道于司马迁、司马光等人的历史著作对统治者的“史鉴”、“垂训”之功用，但抬高“史鉴”功用时，是否有降低这些历史著作的学术价值之嫌呢？比如说，“二司马”的著作的确有让统治者“借鉴”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取得恰恰是他们著作学术性的结果，如果没有学术性，没有他们在创作历史著作过程中的求真精神，“借鉴”从何而来呢？又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人对中国社会不乏真知灼见，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学术上不断探索取得了许多人无法与之比肩的成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名望是通过他们学术上的成就获得的，他们的思想所以能熠熠生辉，不是因为他们是商贾巨富，而因为他们是学术大师。
    史学的生存与发展在多元化社会中必然是多元的，然而无论有多少“元”，其中心价值--学术性是不能悖离的。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更加认真、冷静地思考如何实现史学的价值。正如当初人们纷纷弃官、弃学经商、惟恐赶海不及，而后又纷纷“回头上岸”一样，许多史学工作者业已考虑如何让史学回归学术家园。这种行为不仅说明了史学工作者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说明史学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之后，自律、自觉于学术已不是一席空谈，开始回归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点，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认同，其价值、意义是“炒”文化、“包装”文化所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