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提到史学“入世”或“经世致用”功能之弱化，是否意味着“史学无用”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有一点需要澄清认识，即历史科学的复杂性不能用“有用”、“无用”来简单概括。我们提倡史学回归学术家园并不是让史学将自己封闭在“象牙塔”内，固守学术阵地并非固步自封。作为社科基础理论的一部分，史学理应服务现实、关照社会、关怀精神生活，也许正是由于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过分强调，人们才对史学的“入世”、“经世致用”十分看重。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基础理论研究和探讨时常演变为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把基础理论研究同日常生活中、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相联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无可厚非，但实际上理论研究除了要联系一些可操作性的实际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实际”、“实践”需要“联系”，这里的实践与实际虽然可能不具有可操作性和暂时的不可行性，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却远不是“入世”、“经世致用”所能概括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的价值将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现实生活的关怀，这些方面的作用将会比“垂训”、“入世”所起的作用更大。今天人类的物质生活比从前更加丰富多采，与之相适应，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必然进入一个比从前更高的层次，史学要适应这种形势就不能再固守传统的模式，而应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求真”（罗素语）的精神对待自身，承载人类思想，科学前瞻未来，并以理性之思想关怀现实。
    史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史学的“入世”功能正在经历一个弱化过程，史学的“用途”也由过去的提供借鉴转向其它。比如教育和文化，史学充当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此外“即使历史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15〕诚如叔本华所言：“只有通过历史，一个民族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而对人类来说它是指反映和联系对个人的意义。”〔16〕英国学者乔治·屈维廉则进一步认为，历史的主要功用在于教育方面--开拓胸襟、消除偏见、激发志气、帮助欣赏文学作品及凭吊古迹〔17〕。今天，当我们认为史学的“入世”与“指导意义”呈弱化趋势之时，我们必须突出强调史学的教育意义、文化价值，因为以往我们对史学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功能、价值过分看重，这种“过分”虽然没有泯灭史学的教育意义、文化知识价值，但也或多或少地冲淡了这些价值和功能。所以屈维廉的历史的“真正价值是教育方面的。它能够使人回想过去，从而教育人的心智”的论述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18〕。黑格尔也论及过史学的教育意义，认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有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19〕因此，当我们强调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性之时，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要比强调“入世”、“经世致用”的意义更为重要。
    史学不仅有教育人们心智的功能，更有扩充人类文化知识、扩张人文精神的功能。对人类文化而言，史学理所当然地有一种不可或缺性。休谟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不仅是知识的宝库的一部分，而且向大多数学科提供资料。同时，事实上这些发明将我们的经历扩大到过去的年代，展开到遥远的国家。”〔20〕这段话一览无遗地宣示了历史学对人类文化的作用。人们在探讨罗素醉心于史学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心灵的价值，一种美感的价值，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精神价值，是一种历史的、世界的、宇宙的感情……”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只有提倡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才可能达到目的。
    当代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多样化决定了历史科学的多样化。美国学者伊格尔斯指出：“在尝试用新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广泛的多样性时，当代历史学术已向更接近启蒙时代的思想迈出了一步，这一思想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研究。”〔21〕历史研究、自身价值的实现也是多样化的，没有必要囿于“入世”与“指导意义”。如前所述，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不应企求等值回报，它对人文精神的贡献和作用均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我们从史学的中心价值的角度对史学的“入世”功能提出质疑，并非意味着对这一功能全盘否定。只要史学能致力于学术的自律与自觉，这一功能才能得到切实的、真正的体现。
    注释：
    〔1〕肖黎：《司马迁精神的启示》，《光明日报》，1995年9月25日。
    〔2 〕葛志毅：《再造中国文化希望之所在--浅谈近年来的国学研究》，《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
    〔3〕伊格尔斯等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8页。
    〔4〕《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5〕罗素：《论历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页。
    〔6〕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7〕莫特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
    〔8〕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页。
    〔9〕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81页。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11〕同上，第13页。
    〔1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13〕《西方思想宝库》，第1006页。
    〔14〕《光明日报》，1997年10月7日。
    〔15〕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16〕《西方思想宝库》，第885页。
    〔17〕《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18〕同上书，第180页。
    〔19〕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页。
    〔20〕《西方思想宝库》，第888页。
    〔21〕伊格尔斯等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