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性之时，史学以何种方式表现自己的中心价值显得特别重要。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堪称辉煌的学科之一便是史学。且不说前人为我们留下的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就是那部“二十四史”也足以让国人自豪，让洋人感叹。“二十四史”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治史传统之久远，另一方面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重视程度，并由此形成了传统史学“鉴戒”、“垂训”之突出功能。“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被历代史家奉为治史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模式一直流传到今天。然而，这种传统模式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任何时空中的人或事无疑都要接受历史的裁决，这恐怕是孔夫子留下那句至理名言的原因之一--历史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提醒与“制约”。但历史对现实社会的人们有多少“制约”作用呢？恐怕要另当别论。我们知道，历代历朝英雄豪杰史不绝书，可是乱臣贼子、奸佞之辈也并未因惧怕历史上留下恶名而绝迹，这是否说明历史的“制约”作用的有限性呢？无论我们怎样认识古代史家治史的动机与目的，中国史学发达与统治者的重视有直接关系。无论哪朝哪代，修史成为不中止的官方行为，据此，绵延不绝的“二十四史”才得以流传至今。
    就“二十四史”产生的时代背景而言，每一部均可称为“当代史”，所以对统治者的借鉴作用显而易见。借鉴的作用、功能成为史学实现自身价值的主渠道。由此，人们认为历史科学的价值功能在于应用性，或称“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能说空口无凭。然而，斗转星移，今天的史学是否仍应像“二十四史”那样以“入世”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呢、体现自己的价值功能呢？有人一再坚持强调历史科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之功能，但笔者认为，今天突出强调“现实意义”、“指导意义”等传统上的史学入世功能不免有些偏颇。历史曾是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百科全书”，举凡治国方略、大政方针的制定无一不与历史的借鉴有关，史学的经验性、教化性被人看重是有理由的。然而，设想让现代国家、政府的政策、方针制定者们再以历史为依据，制定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战略可能吗？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8〕无论是大家名师的论述， 还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对颇有影响的史学“入世”功能不得不产生动摇。
    有学者曾提出当代史学“入世”功能已呈弱化趋势，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英国学者柯林伍德认为：“每一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位新的历史学家不满足对老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在其试图重新考虑一个老问题时，也会发现那个问题已经改变了。 ”〔9〕柯氏所言“新的一代”显然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家，即当代历史学家，史学工作者与“二十四史”的作者迥然不同，所以新一代--当代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把握、体验必须具备时代特征。不仅研究历史如此，认识历史亦应如此。今天的时代早已不是封建君主统治的时代了。封建时代统治者看重历史的目的明确而又单一，他们视历史为“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10〕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11〕有了这样的前提，中国古代史学才能发达繁荣，经久不衰。史学家的治史活动是国家的重要政务之一，封建国家对修史的重视程度众所周知。在科学不发达，文化少昌明的封建时代，重经验，轻理性、轻科学必然是整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特征，以人治代替法治是其政治制度特征。因此，注重史学之借鉴功能，“以史为鉴”差不多为历代“贤君明主”所认同，历史也就成为帝王君主、文武百官的“必修课”。统治者看重历史不是因为史学的学术性，而是经验性。于是，唐太宗“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便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并为其后历代史家反复提及，用以支撑史学“垂训”、“入世”传统的可行性、必要性。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种情况早已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变化：法治代替了人治，科学代替了经验；重理性、重科学、重思考远远大于对经验的信奉和尊崇。且不说信息时代的电脑和“因特网”多么神奇；且不说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等新兴学科的问世让古老的史学“入世”呈弱化趋势，就市场经济本身而言，也要求人们由经验向理性、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因而也决定了史学“借鉴”功能的弱化。
    此外，科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所产生的第一个强烈的后果便是信息量的无限膨胀，给史学工作者认识历史、总结历史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无怪有学者感慨地说：“为今天的历史研究归纳出一个共同特征，甚至要比归纳19世纪的历史研究更为困难。”〔12〕史学家修当代史，或前一段历史之难，认识上的局限性之大，让历史无法再现昔日“史鉴”之价值。当代的领导者、管理者毕竟不是封建时代王公大臣，他们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更需要丰富的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我们一如既往地强调史学的“入世”功能、“指导意义”，那么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将等于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领导者、管理者，这一推理显然不能成立，康德说过：“几乎不能指望君主变成哲学家，也不能指望哲学家当上君主。”〔13〕同理，我们也不能指望我们当代的领导者们成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通通成为领导者。苛求政治家、领导者们精通历史的时代已成为往事。因此，当我们强调当代中国史学自律、自觉于学术时，我们不能不对史学的“入世”、“经世致用”等传统史学一贯倡导的治史思想模式表示质疑。
    有关中国古代治史传统，多少年来人们一直热衷于以“经世致用”进行阐释说明。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治史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史学的自觉精神”〔14〕。这种自觉精神实际上是史家对学术性的一贯追求，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入世”、“经世致用”。史学的非应用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再坚持传统的治史思想模式，或者说不能一味地追求“经世致用”，应当看到史学的学术性将会给史学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在文化日益发达的今天倡导史学回归学术家园，让史学坚持如一地围绕学术性发展要比提倡史学“入世”意义更加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