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谓“别集”？
    自《别集》问世以来，就受到非议。所谓“别集”， 当指文集〔11〕，其以史书而言别集，难怪要被人指责为不懂别集之含义〔12〕。其实王世贞名之“别集”，确实另有隐情。清人周中孚亦以为“是篇记述明一代君臣事迹，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他虽然指责别集一名，但亦不否认是另立一体。前面提到，陈文烛也以为王世贞之别集乃效法《史记》而自成一体，自具特色。
    王世贞究竟为何以别集名史著，他在《弇山堂别集》自序中对“别集”一名加以解释，说：
    “《弇山堂别集》者何？王子所自纂也。名之别集者
    何？内之无当于经术政体，即雕虫之技亦弗与焉，故曰别集也。”
    陈文烛则认为因“元美诗文有弇山堂正集，而此则国朝典故，比一代实录云。”〔13〕所谓“弇山堂正集”，即《弇州四部稿》〔14〕。故此书只能名之为别集了。
    《四库全书》则以为是王世贞晚年知作史之难，故以别集为名以示谦抑：
    “世贞承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
    ，故其所述俱确有可征，迥非诸家耳食传讹者比，且不敢自居笔削
    ，第用说部之体，烘聚条分，而以别集命名，深致谦抑之意，亦由
    晚年境地益进，深知作史之难，故能敛晦如此。与当时略窥纪载便
    奋然以史笔自居者，相去亦不啻霄壤。”〔15〕
    笔者以为用“别集”还另有隐情，王世贞之志是法司马迁而作一部纪传体的明代史，但迟至暮年依然未见希望，只得退而求其次，编成《别集》，此书成于1590年前后，不久他即故去。陈继儒在《弇州史料叙》中谈及王世贞晚年于明代国史之心态时言：“偶及国史，辄停杯不御，为慨然感叹久之。”王世贞一生以国史自任，但终究未完成自己的心愿，那份于心不甘、壮志未酬的落寞感自不待言。既然编明代国史的心愿未成，只得退而求其次，做一部类似于纪传体而又非正式的纪传体史书，故名之曰“别集”，聊以自慰罢了！这大概是其以别集为名的真正内在原因吧。
    对于《史记》体例上之模仿，王世贞在给友人况吉夫的信中表示过一种心态，他认为《史记》中的《游侠》、《刺客》、《货殖》之类使得《史记》“非正史也”，因为其“或借驳事以见机，或发己意以伸好”，故此完全模仿就有问题，“今欲仿之则累体，削之则非故，且《天官》、《礼乐》、《刑法》之类，后几百倍于昔矣，窃恐未可继也”〔16〕。王世贞对那些传不满意，想削之而稍作变通则有“非故”之忧，法之则又有“累体”之嫌，故此处于两难境地，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史记》之亦步亦趋至于何种程度。
    《史记》之纪传体是以本纪志帝王，世家记诸侯，十表系时事，八书载制度，列传叙人物，而《弇山堂别集》主要有《皇明盛事述》五卷、《皇明异典述》十卷、《皇明奇事述》四卷、《史乘考误》十一卷。接后有诸表，共六十七表三十四卷，如《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六部尚书、中书省等表及《卿贰表》。最后是诸考，共十二考三十六卷，如《亲征考》、《命将考》、《谥法考》、《赏赉考》、《诏令杂考》和《中官考》。此书之“述”、“表”、“考”三体〔17〕，就构成了陈文烛所言之“别集”体。从表面上看，除“表”一体为纪传体所有外，其他似与纪传体无关。其实不然，仓修良已注意到“考”对“志”的效法，并认为《弇山堂别集》是“编纂纪传体的一种素材”〔18〕。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各部份是如何效法纪传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