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总评
    明代文学上的复古，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因为由国初到末世，主张复古的议论层出不穷，因之复古是明代文学的主流。〔43〕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古人，则鲜有人论及。其实古代文史原本一家，文学上的复古，势必也造成史学上的因循，因之而模拟古人。但史学很少谈复古的问题，因为明代文学上的复古主要是针对八股时文而起，而史学则无反动的对象，对史学而言，或是因循承袭，或是创新发展，这也许是史学很少谈复古原因之所在吧。王世贞是后七子的领袖，独掌文坛二十余年，在文坛上的模拟古人已成定论，而要修明代纪传体国史对司马迁的模仿自是当然。
    中国传统史书中的三大体裁（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自创立以后历代因循，因之后人模拟是极其普遍的，具体要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刘知几并不反对模拟，但他主张“貌异而心同”，而反对“貌同而心异”。正如前面所提及，王世贞追求形式上的雷同，他觉得《史记》的《刺客》、《游侠》、《货殖》诸传不妥，删之觉得“非故”，仿之以为“累体”。《弇州山人续稿》的《史传》中特别设“世家”一体尤显无理，只就其名，不得其实，正是他模拟追求形式的体现。
    《弇山堂别集》的模仿不像《弇州山人续稿》史传的模仿那样拘泥形式，“考”、“述”之设立是纪传体的一种变例。尤其是“述”，只是一种神似的东西，在“形”上没有任何纪的色彩，以故多为后人所忽视。“考”则是由纪传体的书志发展而来，体现了王世贞的创造性。但其表则显得过于细碎繁琐，而篇皆有序，前有总序，各部分有小序，亦太啰嗦。
    总体而言，《弇山堂别集》在体例上由模仿而形成创造，它既非纪传体史书，也不同于一般的史料笔记，大概真可以称之为“别集体”吧。明清人一般将《别集》归于杂史类〔44〕。杂史一名最初见于《隋书·经籍志》，其言：“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觅，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45〕《四库全书总目》则将杂史定义为：“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46〕如果按此标准，把《别集》作杂史当然是合理的，但它是一种极力模仿《史记》的杂史。
    王世贞对《别集》的评价甚是低调，他说：“是书行，异日有裨于国史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证，十不能三；宾幙酒次以资谈谑，参之十或可得四。其用如是而已。”〔47〕这显然同他作明代国史的愿望相差甚远，故只能名之曰“别集”，表现出他的某种遗憾。但陈文烛以为王世贞于明代国史似推而实任，对《别集》之评价他反王世贞之言而论之曰：“异日有裨于国史者最其大也，耆儒考证其次也，宾筵以资谈谑特其余耳。”〔48〕总体而言，王世贞之师法子长，是颇得其精髓的。可以说王世贞是善师司马迁者，变纪传体而为“别集体”。
    注释：
    〔1〕《史学巨擘》为《中华骄子丛书》中的一种， 其中收录了由张越编的《明史撰述的开创者王世贞》，北京：龙门书局1994年版，第104-108页。
    〔2〕另有《袁王纲鉴合编》，现已公认并非王世贞所作。
    〔3〕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八《内篇·模拟》。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283页。
    〔4〕《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7381页。
    〔5〕《弇州四部稿》卷一四四《艺苑卮言一》。 《四库全书》第1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
    〔6〕《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五《王弇州文集· 国史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7〕《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九○《书牍·徐孺东》， 第860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沈云龙选辑《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第22种。
    〔8〕《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二《书牍·徐生》，第8272页。
    〔9〕《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四《汉书评林序》，第2322-2323页。
    〔10〕《弇山堂别集》自序，第2-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16种。
    〔11〕《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载：“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此乃别集之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