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是明代的文史大家，八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多偏重于对其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其史学也受到广泛的注意。在瞿林东教授主编的《史学巨擘》〔1〕一书中，遴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家三十五人， 上起司马迁、班固，下迄翦伯赞、吴晗，而在明代史学家中，只选了王世贞一人，由此可见王世贞的史学地位愈来愈得到肯定。
    王世贞的著述很多，其中不少是史学著作，除《弇山堂别集》外，还有《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名卿纪绩》、《明野史汇》等，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中亦有不少史学内容，万历年间董复表将其史学著作汇编为《弇州史料》前后二集。〔2〕在这些著作中， 最为王世贞重视且为明史研究之必备书的莫过于《弇山堂别集》。该书一百卷，笼统言之即为史料笔记，但仔细研究，其体例实自具特色。对此，明人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中已有过说明，他说：“我以其才，为所欲为，纵横自放，于史例之外别立一体，其于子长，以意师之，不可称龙门之大宗乎？”陈文烛提出王世贞以“意”师法司马迁，所以创立别集一体，《弇山堂别集》就是效法《史记》之作。笔者以为《弇山堂别集》不只是师司马迁之“意”，在“形”上亦步其后尘。下面看看他是如何“师意步尘”的。
    一、史学之模拟
    刘知几在《史通》中已经注意到史学模拟的问题，他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因为“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因之，他并未指斥模拟的本身，只是觉得模拟应该区别对待，他把模拟分为两类，一是“貌同而心异”，二是“貌异而心同”。〔3〕并认为前者是“模拟之下”，后者为“模拟之上”； 前者应当否定，而后者应当提倡。因此，模拟本身是毋须指责的，应该关注的是采取何种方式去进行模拟。
    明嘉、万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一种文学上的反对八股时文，宣扬模拟古文的运动，他们宣扬“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4〕。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更具体谈了模拟的原因以及如何模拟，全文录之如后：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问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积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册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5〕
    此乃王世贞模拟古人作文之思想与理论，是“文必西汉”的具体诠释。古代文史不分家，作文如此，修史亦不出此道。在史学上，他刻意模仿司马迁，从作史之志向、所采之史例到具体的成果，都反映了这一点。
    从王世贞作史之志向看，他常有言论表示要师子长而著史，在《国史策》中，就有具体的表述，而且给自己找到了模拟的根据：
    “愚故欲法司马氏，而窃意其变化于帝纪孔氏之文，训故《尚
    书》、《家语》而节略之，以为不称。又生不遇左氏《传》，故其
    叙春秋诸《世家》舛忽不详，好自发其意，故于《刺客》、《游侠
    》、《货殖》、《伎幸》之伦，偏采而不忍斥，有能删节其凡例，
    自羲皇而下迨于今，为一家之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愿为之执
    鞭，而终其身也。”〔6〕
    王世贞在这里指出《史记》乃效法《尚书》等节略之而成，同时表示了愿为国史而终身效法司马迁。似此作史志向，在给友人的信中又多次有所表示，他在给徐孺东的信中言：“仆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齐一代史事，以窃附于古作者之后。”〔7〕又言：“方仆盛壮时， 妄自意以为班史而后，纪传之体猥杂偏胜；左氏而后，编年之书繁简失次，亦欲整齐其事与辞，勒成二家，以追迹盲、腐。”〔8〕
    在诸家古史中，王世贞认为只有班固能为史，其原因乃班氏继承和模拟了《史记》等诸家古史之结果：
    “夫孟坚之为史也，非尽孟坚史也。后元而前，太史公共之矣
    ；始元而后，叔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无论，其它
    若纪传，或繁而损，或略而益，或因而裁，或朴而润，微孟坚，畴
    所折衷哉。帝纪之雍容有度，列传之整洁瞻显，彬彬乎太史公雁行
    矣。”〔9〕
    在这里王世贞以为班固《汉书》之所以成功，乃效法司马迁《史记》及其他史书的结果，是对以前的书稍作变化增删而成。而随后史书之失败也就在于未遵前人之体，未法前人之书。因之要使史书成功，非效法前人不可，非模拟古人不成。这是他模拟古人的理论根据。而王世贞的志向就是“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10〕。因之他要效法司马迁，成就当代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