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考”与“书志”的关系
    《弇山堂别集》中有十二“考”，共三十六卷，是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除专门考辨史书之《史乘考误》外，还有《亲征考》、《巡幸考》、《亲王禄赐考》、《命将考》、《谥法考》、《赏赉考》、《赏功考》、《科试考》、《诏令杂考》、《兵制考》、《市马考》、《中官考》，一共十二类。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仓修良以章学诚之分析为根据，“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31〕。因而断言“考是记载典章制度，就是纪传体史书里的书志部分”。〔32〕“考”与“书志”之间的关系仓先生已作了充分的论证，但“考”是否就是纪传体中的书志部分，则还有详析的必要。
    司马迁首创八书，班固变书为志，此后即成纪传史书之一体，历千年而不变。刘知几以为“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33〕。因此，志重点在于论述典章制度。王世贞虽然记载明代的制度，但是他只称“考”而不称“志”，其间必定另有原因，因之，将其完全等同于“志”似不太妥当。陈文烛以为《弇山堂别集》乃师法子长之意而作，“考”正可谓祖述“书志”之意而成。
    在十二考中，《谥法考》、《科试考》、《兵制考》自然是典章制度，这毋需多言，《明史》中就有《礼志》、《选举志》和《兵志》，谥法是礼的极其重要的部分，而科试几可以与选举等同。《赏赉考》、《赏功考》谈明代有关赏赐制度及事例，在《明会典》中有类似的《给赐》、《赏格》，记载同样的内容。至于《中官考》、《诏令杂考》、《巡幸考》等则在书志中找不到相同的内容，但它们同样记载了许多典章制度方面的材料。即如《中官考》，先记载明代宦官制度的变化沿革，同时述说明代宦官专权误国之史实，十分详尽，远非一般的书志可比拟的。它既详细记载了制度的变化沿革有书志体的优势，同时，又详述了历史事实。可以说它兼有“志”和“宦官传”的功能。同时因其是按年月来记明代宦官之干政，具有编年体史的特色。因之，这些可以说是“考”自具的特点。
    名之为“考”，还在于书中有真正的考据。并非只是一味地陈述史实，对于类似的问题，王世贞往往将其与前代相关史实进行对比。同时纠正明代有关书籍记载之错误，如《亲王禄赐考》，即参核《会典》，并纠正《会典》记载之错误。王世贞以为《会典》记明亲王、郡王禄赐时，俱引唐制为参考对象，但唐代之亲王、郡王与明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究其原因，“盖唐制王公以食邑为准，而有官则有禄，宋制食邑真食皆为虚，而以兼官制禄，与本朝之制异，不可强而引也”〔34〕。再如《之国之赏》，有如此考据之言：“按古之恩赐可考者，汉昭帝初，赐燕王旦……钱一千万”，考汉唐宋之恩赐后，其发议论曰：“汉与元之赐宗室如此，其去我朝何啻十倍也。”〔35〕
    《弇山堂别集》中除有《史乘考误》专章考证明代的国史、野史、家乘之误外，在《考》部中，又随时加以考据。一则纠正史实，再则在考证之时进行评论。再以《中官考》为例，在述说明代宦官干政史实之际，详考相关的历史。如记宣德赐宦官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免死诏时言：“按太宗于光禄卿井泉张泌皆有之，则其时内臣所必有者，但不可考耳，此见范弘墓志，史所不载也。”〔36〕《中官考》中，常有“干政之始”、“封赐之始”这样的说明语，如记天顺元年王振恢复官爵，立祠赐额曰“旌忠”，作按语云：“按此内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御马监太监刘永诚祠曰‘褒功’，弘治司礼监太监怀恩祠额曰‘显忠’。此二臣皆可纪者，自是而后繁且滥矣。”〔37〕又如记西厂之设云：“此立西厂之始也，虽与东厂侔，而势出其上矣。十三年革西厂，以御史戴缙言，仍复之。”〔38〕文中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既予考证又加议论。
    《诏令杂考》原非书志一类所包含，但王世贞设立此体，实有深意焉。他在《诏令杂考》序中说明了作此之原因：“自高帝以后书檄之类不登诏令及不可以入史传者，录以备考。”〔39〕于是作《诏令杂考》四卷。似乎只是补遗性质。但是，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不仅保存了许多它书难见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诏令与书志的关系。唐代刘知几就提出应立一体以载诏令章表。他说：
    “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
    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
    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
    。”〔40〕王世贞的《诏令杂考》虽未明确提出将诏令当作纪传体史之一例，但他的考是师法书志之意而成，恰在此部份收录了诏令，由兹可见，王世贞确实将其看作是书志的内容
    其实在王世贞的著作中，也有名之为“志”的内容，《四部稿》中就有《北虏始末志》、《安南志》、《哈密志》、《三卫志》等，但这些名之为志的文章，只是将事件始末按年代先后予以记载，应属于纪事本末体一类的史料，与纪传体之志则基本上扯不上关系。
    综上所述，“考”是师法子长纪传体“书志”而来，但又与“书志”有不同的特点，它不只是记载制度条文，同时，亦记录相应的史实。并进行相关的考证，它兼有“志”、“传”、“编年”诸体之特色，是纪传体的一种变体。如果按陈文烛的说法，王世贞独创了“别集”一体，那么，“考”可以说是“别集体”中最为成功的一例。1614年，王世贞的门人董复表编《弇州史料》时，特将“考”放在前集的最前面，由兹亦体现他对“考”之重视。
    此外，在《弇山堂别集》中，每部分都有序，在每部分中，往往又分总序、分序、大序、小序，不一而足。而篇各有序，亦始自《史记》。
    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总括《别集》中诸序，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曰说明编纂原则，统括全篇；二曰叙述渊源，明其沿革变化；三曰评论史实，表达观点。其中第二类是最多的，究其原因乃有关国家政制，“凡国家之典，始则若滥觞，继则滔滔焉，又继则汤汤焉”〔41〕。是故于序中明其变化因革就显得十分重要。
    再则，在《弇州山人续稿》中有《史传》十卷，其中有“世家”四卷、“传”六卷，世家收录了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朱能、定兴王张辅和宜平王朱永，之所以将其列为世家，只不过他们有一王爵封号罢了。这是王世贞之模仿拘泥于形式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因为世家应“开国承家，世代相续”〔42〕，而明代的异姓王只有封号，既无封国，亦鲜少世代相续者，将其列入世家，实乃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