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述”祖述“纪”意
    所谓“三述”即《皇明盛事述》、《皇明异典述》、《皇明奇事述》，《四库全书》以为其“颇涉谈谐，亦非史体”〔19〕。其实王世贞设立此体，有其特别的意图。他在《皇明奇事述》序中，既对“三述”关系进行了阐述，又说明了他作“三述”的意旨：
    “异典者，遘之自人主也；盛世者，遘之自天也。盛事之遘无
    非媺已，异典之遘媺居十九，疵亦居一已，乃复
    有遘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与事之巧相符者，或绝相悖者，为其
    稍奇而不忍遗之，别录成卷，以备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称稗
    史也。”〔20〕在王世贞看来，所谓异典、盛事、奇事，或自“人主”，或自“天”，自然是关于明之军国大事，不应弃而不载。笔者以为从功能上王世贞是以之来奠定全书基调。刘知几以为“纪以包举大端”，本纪是记载帝王之事，统领全书格局。而林駧认为：“子长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秦始皇已并六国，事异于前，则始皇可纪也；项羽政由己出，且封汉王，则项羽可纪也；孝惠高后之时，政出房闺，君道不立，虽纪吕后亦可也。”〔21〕可见司马迁创立本纪一体时，亦并非只局限于帝王，只要是关于天下之事，即使非帝王亦可作纪。因此既然是关于“人主”和“天”之事，“三述”在功能上和全书的地位上乃是可比拟“本纪”的。
    “三述”从形式上言，只是一条条的史料，似乎无甚关联，其实每一卷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以《皇明盛事述》〔22〕为例，它共五卷，卷一是记载宫廷与皇室的所谓盛事，如皇帝之功德，藩国之强盛，宗室之繁盛，勋臣国戚之事；卷二是记载官宦家庭中的所谓盛事，如官吏之封赠，几代同任高官，几代科第等等，卷一与卷二的两类家庭，构成了封建统治阶层的最上层，他们原本就是封建史家注意的对象，当然也是王世贞注目的中心。卷三偏重于某一地方之所谓盛事，如果一州一地有许多高官，当然可以说是盛事，如“崑山盛事”、“严州盛事”、“蒲州盛事”、“吴中盛事”等等；卷四偏重于记载个人获得的官职、封赠等等，封建士人最重高官重位，若一人能得多种官职，或历官长久，自然可以称为盛事，如“四入内阁”、“三总三边”、“四总河道”等等；卷五偏重年龄问题，既得高官厚禄，又得长寿，当然值得祝贺，即便不得高官厚禄，但得长寿，亦是令人羡慕的事，因而也成为王世贞注意的对象。我们总括各卷重心，可得如次的轨迹：宫廷与宗室之盛--家庭之盛--地方之盛--个人之盛。宫廷与宗室是封建国家的化身，家族与地方使家庭得以依存，人之官位与寿命可以说是修身之结果。这样很明显地体现了作者所关注的目标，正同封建社会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可见，王世贞“述盛事”是独具匠心的。《皇明异典述》亦秉承同样的原则，以记载卓异之事，彰显明朝之功德。《皇明奇事述》之所谓奇事，则多是载有一种特征相同者，如同名、同爵、同官品、同姓、同谥等等诸种特征相同者，归纳为数条，如“嘉靖二真人”、“甲辰二会元”、“绍兴二首甲”、“蒲州二孤”、“全州二相”等等，亦有姓名相同一类的史料。王世贞所谓“异典”、“盛事”、“奇事”，正含有称颂当朝之意，这是其所用的春秋笔法。
    汪荣祖指出：“国朝之国本植于帝室，求一姓之绵延”，而求一姓之绵延“有赖忠君爱国（国者，朝廷也），所彰之善，忠臣良将；所瘅之恶，乱臣贼子也。其归宿在于惩劝”〔23〕。王世贞的“三述”既是称颂明朝，同时又具劝惩之意。与王世贞同时代的归有光以为史家“扶翊纲常，警世励俗”应是常理，故国史之精神应有三点，“一曰显忠臣，二曰诛逆子，三曰树风声。”〔24〕《弇山堂别集》中的“三述”所担当的作用正是这三点。于此也可看出王世贞修国史那种强烈的责任心。而从功能上来说，“三述”正祖述了纪传体“纪”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