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简牍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历史阶段书写文字的主要载体，风行秦汉，上溯至战国，下延及魏晋，保存了两千年前后真实的信息，具有极高的史学和科学价值，为国之瑰宝。上古典籍流传至今，要经过简牍书写的阶段，所以古籍的整理在两千年前或者更早业已存在，而今日所见的古籍不少均为当年的简牍。因此，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亦包括简牍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
    简牍的发现和整理历来是学界重视、世人关注的问题。据历史记载，汉代至北宋间，重大或引人注目的发现有十数起。例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记述秦时博士、济南人伏生保存古籍的经过：“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1〕所藏其实就是竹简书，即今文《尚书》。 再如《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德传》讲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这说明在西汉，官府就已重视收藏、整理竹简书。“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2〕。又如，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记录：“《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祀》、《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3〕这次发现共29篇，整理者是孔子后人孔 安国。
    特别应提到的是西晋时《汲冢书》的出土。《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称：“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铨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类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4 〕文中的秘书和束皙是这次出土文物的整理者和研究者。著名的《竹书纪年》即为此时重见天日。《汲冢书》出土简策数量大，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本世纪，简牍的发掘与研究开始应用科学方法。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 ）在甘肃疏勒河流域发掘出汉代文书一千余件，即“敦煌汉简”， 由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和他的学生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 ～1945）、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首开现代简牍研究之先河。有关的材料可在《流沙坠简》〔5〕、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6〕等书中看到。但因当时政府腐败，国力衰弱， 此批简牍被盗运他国，迄今国人莫能释怀。
    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olkeBegman）等人在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绵延几百公里的汉代障隧遗 址中发掘出简牍一万余件，即闻名世界的“居延汉简”，由我国学者马衡、刘复、贺昌群、余逊、劳幹等人进行整理研究。后因日寇侵华，这批国宝几经周折，不得不转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地下室避难〔7〕，现存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的遭遇留下了时代的烙印。这批简牍的照片释文有居延汉简《考释》〔8〕、《甲编》〔9〕、《甲乙编》〔10〕及《释文合校》〔11〕等，论文专著不下数百种。
    1949年以来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中，简牍蕴藏被接连发现。战国楚简有湖南长沙（1951、1953、1954年共153枚），河南信阳（1957 年229枚），湖北江陵（1965，1973年共229枚）、随县（1978年曾侯乙墓200多枚）。秦简有湖北云梦（1975年睡虎地1157枚，1989年龙岗235枚）。关于楚地出土简牍的详况，有专文论及〔12〕〔13〕。汉简出土更多。甘肃武威（1959、1981年磨嘴子共505枚，1972年92枚）、 甘谷（1971年23枚）、酒泉（1977年91枚）、敦煌（1979年马圈湾1217枚， 1981年70多枚）、天水（1986年放马滩480余枚）及搜集散简数百枚。甘肃出土汉简的详况，亦有多文论及〔12〕〔14〕〔15〕。
    1972～1974年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胡布镇南24公里的破城子（汉张掖郡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遗址）、其南甲渠塞第四隧和金塔县天仓北的古城区（汉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肩水金关遗址）发掘出简牍19637枚，国际学术界为之震动。1994 年《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发表了其中8400多枚的照片和释文〔16〕，另外11200 多枚将在《居延新简--肩水金关》中发表。
    此外，湖南长沙（1972、1973年马王堆千余枚）， 山东临沂（1972年银雀山4942枚），湖北江陵（1973、1975年凤凰山近千枚），青海大通（1978年上孙家寨约400枚），湖北江陵（1984 年张家山千余枚），河北定县，湖北光化，安徽阜阳，江苏连云港等地均有出土，有的不止一次。1997年出版了《云梦龙岗秦简》〔17〕和《尹湾汉墓简牍》〔18〕，后者1993年被发掘，国内知名学者参加整理研究，所以很快精印问世。
    15年前日本学者大庭修著文曾提出过预言：“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木简已达四万枚，到本世纪末可能将达十万枚。”〔19〕这一预言已被完全突破：1993年，从甘肃敦煌悬泉遗址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发掘出近两万枚汉简〔20〕〔21〕，当人们还沉浸在这一喜讯中时，1996年又传来更具爆炸性的新闻：湖南长沙发现了十余万枚距今1700多年的吴国简，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总之，本世纪简牍的发现是我国文化史、科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与对帛书的研究相结合，一门崭新的、综合的“简帛学”已经宣告问世〔22〕。不难预见，随着今后简牍不断发掘出土、不断整理出版，将会涌现千百篇论文著作，在21世纪形成简帛研究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