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阿拉-乌德-丁·卡尔吉强调由政府直接征收和管理田赋，少分配伊克塔：他不仅收回了“由以前的统治者作为米尔克（milk，国家赐赠）、因南（Inam，国家赐赠）、瓦克夫（waqf，慈善赐赠）授予人的土地，以及作为对国家服役报酬的补助金”，[35]而且对他的士兵不再分配伊克塔，用现金支付报酬。至于对军官是否分配伊克塔则有不同的说法。据波斯编年史家沙姆斯·西拉季·阿菲夫说，阿拉-乌德-丁“放弃了赐军功田给官兵和骑兵官员的做法；”[36]印度著名历史学家伊尔范·哈比布则认为“阿拉-乌德-丁·卡尔吉坚持对他的指挥员（穆克蒂、瓦利）分配伊克塔的实践”；[37]英国著名印度史学者莫兰认为给军官分配伊克塔的量不大。[38]库特布-乌德-丁·穆巴拉克沙（公元1316-1320年）把阿拉-乌德-丁“没收的一些土地和捐赠归还了原主”，[39]并“广泛赐赠和转让（土地）”。[40]吉亚斯-乌德-丁·图格卢克“命令对各种土地权利和贾吉尔（伊克塔--引者）作严格的调查，不合法的赐赠被收归国有”，[41]坚持只对军官分配伊克塔。穆罕默德·宾·图格卢克时北印度的军政人员受让伊克塔的情况是：诸汗、马立克、王公和将帅（isfah′sálárs），各各都从国库拨给他们的地方取得收入。士兵和马木留克兵都得不到参加征税的权利，只靠军饷生活。军官的情况则不同。他们被赏赐整个整个的村，有权把各村缴纳的税收归为己有。只要赏赐村和区的苏丹或他的王位继承者同意，村和区就始终由他们治理。实际上，王位继承者在即位时，通常都要确立一下先前占有者的军功田。[42]
    到菲鲁兹·沙·图格卢克时分配伊克塔的规模明显扩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恢复了对士兵分配伊克塔的制度；二是大大提高了军政官员的薪水，薪水以现金估定，用相应数量的田赋支付即以分配伊克塔的形式支付。仅提高官员薪水，从而扩大伊克塔分配就不得了。如在穆罕默德·宾·图格卢克时，最高军官汗（khan）的薪水为200,000坦卡，而菲鲁兹向他的最高军官汗和仅次于汗的马利克（malik），仅作为个人收入，就支付400,000、600,000或800,000坦卡，至于他的大臣则达1,300,000坦卡。代替现金，他们获得单独的伊克塔和帕尔加纳（parganas）。[43]当时的波斯编年史家阿菲夫说：“由于得到上帝的鼓舞，他帝国的田赋（mahsūl）在人民中分配；甚至（所有的）帕尔加纳和伊克塔都被分配了。”[44]从而大大减少了国有土地。
    菲鲁兹·沙·图格卢克以后，德里苏丹国走向衰落，到赛伊德王朝和洛迪王朝时，尽管苏丹统治的地盘大大缩小，但分配伊克塔的办法依旧。有的学者认为洛迪王朝时转让田赋的量（指单个伊克塔所产生的田赋量--引者）比菲鲁兹·沙·图格卢克时少，但转让的面比菲鲁兹·沙·图格卢克时要宽。[45]
    3.管理的变化伊克塔是田赋资源在统治阶级中的分配，是一种付酬的形式。但是苏丹政府向军政官员（主要是军事官员，下同）分配伊克塔的田赋收入不可能正好等于他们的薪水收入，如果穆克蒂多得了，国家就少得，因此，苏丹政府分配伊克塔以后，对伊克塔严加管理和控制，主要目的是要了解穆克蒂的实际收入，以便让他们把超过规定收入的部分上缴国库。大约从奴隶王朝的吉亚斯-乌德-丁·巴尔班起，苏丹政府要求穆克蒂向政府每年呈报他们的收支情况。规定收支平衡后的余额或者说来自伊克塔的规定收入的“超额”部分必须上缴国库。为了掌握穆克蒂在伊克塔境内实际的征收数和开支数，巴尔班向穆克蒂委派会计进行监管。[46]阿拉-乌德-丁·卡尔吉统治时，对伊克塔的管理采取了更为具体的措施：由财政部按特定价格估定伊克塔的田赋收入，并可不断作出增收估计；将伊克塔的田赋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穆克蒂或瓦利（wālī）之下的军队的报酬，另一部分作为穆克蒂本人和他的个人的官员的开支，并把期望产生这两部分收入的地区分开；将超过这两部分开支的收入上缴国库。[47]吉亚斯-乌德-丁·图格卢克对伊克塔收入严加管理，规定了三条：（1）财政部对伊克塔的增收估计每年不得超过1/11到1/10；（2）穆克蒂的收入不得超过规定收入的1/20到1/10；（3）穆克蒂官员的收入不得超过他们薪水收入的0.5%到1%。[48]为了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到穆罕默德·宾·图格卢克时，对军官分配的伊克塔仅限于个人薪水，不包括军队的给养。[49]到菲鲁兹·沙·图格卢克时，不仅增加了对穆斯林官员的伊克塔的分配，而且放松了对伊克塔收入的管理。由于他确定的整个国家的田赋总额在他统治时期不变，因此，也就不存在对穆克蒂来自伊克塔的收入进行增收估计的问题，穆克蒂也就不再担心从他们的收入中提高对国库的上缴；放松了对穆克蒂收支帐目的审查，即使受审查，穆克蒂也不害怕；作为个人薪水的伊克塔和作为军队报酬的伊克塔名义上仍分开，实际上很难分开。[50]随着伊克塔的世袭化和逐渐成为私有财产，苏丹政府也就很少顾向伊克塔的实际收入了。
    4.性质的变化大体来说，在奴隶、卡尔吉和图格卢克王朝诸苏丹向军政官员分配的伊克塔“没有物权的性质”，也就是说，伊克塔的受让人穆克蒂不是得到伊克塔的所有权，只是得到向伊克塔征收田赋权，并享用作为薪水的规定数量的田赋。在菲鲁兹·沙·图格卢克之前，伊克塔不是永久的，甚至不是终身的，德里苏丹可以以各种名义随时变动穆克蒂的伊克塔，后继者可以对前任分配的伊克塔进行调整。如吉亚斯-乌德-丁·巴尔班曾想收回在老人、寡妇和孤儿手中的伊克塔，代之于现金生活补贴，只是在老人、寡妇和孤儿的乞求下才未能实行；[51]阿拉-乌德-丁·卡尔吉没收所有前苏丹分配的伊克塔和其他赐赠，只对现役军官分配伊克塔；[52]吉亚斯-乌德-丁·图格卢克夺取了坚决支持前政权的贵族的伊克塔，恢复了阿拉-乌德-丁·卡尔吉时被没收伊克塔的人的伊克塔；[53]等等。只是到了菲鲁兹·沙·图格卢克时，伊克塔才世袭化。“他规定：‘军官中若有人去世，应由其子补其空缺；无子则由其婿补之；如无直系后嗣，则亡人之空缺应由其最亲近的奴隶（ghulám）递补，如无此最亲近的奴隶，则由其最近亲属递补。亡人诸妻在继承顺序中为最近亲属。’‘军功田的占有者倘不能继续服军役，则在其在世时，也可由继承人补其空缺’（沙姆斯·西拉季·阿菲夫）。这样一来军功田就由法律承认可以继承了。”[54]伊克塔世袭化是菲鲁兹·沙·图格卢克对穆斯林贵族让步的产物，也是德里苏丹统治权力削弱的重要标志。到赛伊德王朝和洛迪王朝时，由于德里苏丹权力的进一步削弱，穆克蒂把伊克塔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不仅苏丹政府可以在全国范围（主要是在直接控制的哈利萨地区）向军政官员分配伊克塔，而且省督、穆克蒂都可以在自己的伊克塔内对下属官员进行再分配。
    伊克塔的受让人称穆克蒂。穆克蒂取得伊克塔后要为国家尽一定的义务，主要是“维持军队随时向苏丹提供”。“但至少在较早的时期，没有需要穆克蒂维持固定数量的军队或每年向苏丹国库送缴特殊数量（钱物）的证据”。[55]到了洛迪王朝时期，转让田赋（即分配伊克塔--引者）已经采取了莫卧儿时期常见的形式，也就是受让人不仅负有忠诚的个人服务的义务，而且负有从分配的收入中维持一支军队以供国王需要时利用的义务。[56]
    分配伊克塔所产生的后果如何，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这可以从国家、伊克塔受让人穆克蒂和原先占有土地的农村居民三个方面来讲。对国家来说，向军政人员分配伊克塔不是分配伊克塔的土地所有权，而是分配伊克塔的田赋（包括杂税，下同），因而丧失了被作为伊克塔分配的田赋收入，但并没有丧失其土地所有权，国家可以根据情况随时收回；对穆克蒂来说，并没有得到伊克塔的所有权，只是得到伊克塔的田赋征收权和享用作为薪水的规定数量的田赋，以及由征收权产生的统治权；对原占有土地的农村居民来说，并没有被剥夺土地，只是改变了纳税对象（由向国家纳税转为向穆克蒂纳税），因此他们仍然根据公社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照旧占有他们的土地。变动多半只涉及到人，而不涉及到土地。受让人穆克帝成为国家和村社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他们占有农民的大量剩余。原占有土地的农村居民由自由人变为依附人，同时，他们的占有地也由对自主地的占有变为对封建地的占有。
    注释：
    [1]以比斯瓦（Biswa）为单位，相当于一比加（Bigha，土地面积单位）的1/20。
    [2]塔潘·拉伊乔杜里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Volume I:C.1200-C,1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First Edition 1981.），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3]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L.P.Sharma,Medieval History ofIndia（1000-1707A.D.），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Ltd,New,Delhi 1981.），新德里维卡斯出版社私人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93页；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W.H.Moreland,The Agrarian system of Moslem Idia.Oriental Books Reprint Corporation,Delhi,Second Edition June 1968.）德里东方书籍重印公司1968年第2版，第33页；《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1页。
    [4]《中世纪印度史》，第125页。
    [5]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R.C.Majumdar,H.C.Raychaudhuri,kalikinkar Datta,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Delhi Bombay Calcutta Madras,Fouth Edition 1978），德里印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1978年第4版，第311页注1。
    [6]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205页。
    [7]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153页。
    [8]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3页；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57页提供的总赋额为57,500,000坦卡。
    [9]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204页。
    [10]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204页。
    [11]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1、63、66、67页。
    [12]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153页。
    [13]菲鲁兹·沙·图格卢克把田赋以外的杂税限制在产量的4%。见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6页。
    [14]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2页。
    [15]参见伊尔范·哈比布：《印度历史上的农民》（Irfan Habib,The Peasant in Indian History.），《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118 Marx Centenary Number March 1983）第118期（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专刊，1983年3月），第54页。
    [16]参见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41页；伊尔范·哈比布：《印度历史上的农民》，《社会科学家》第118期，第54页。
    [17]参见伊尔范·哈比布：《印度历史上的农民》，《社会科学家》第118期，第57页；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1、62页。
    [18]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205页。
    [19]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7页。
    [20]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2页。
    [21]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3页。
    [22]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62页。
    [23]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94页；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46页。
    [24]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56页。
    [25]德里苏丹为了防止穆克蒂肆意侵吞农民的剩余，要求他们向中央呈报收支情况，这些报告由谁具体审查，印度的史籍里缺少明确记载，可能由田赋部和财政部一起审查。
    [26]参见伊尔范·哈比布：《印度历史上的农民》，《社会科学家》第118期，第54页；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56页。
    [27]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57页。
    [28]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57、58页。
    [29]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68页；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9页。
    [30]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95页。
    [31]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0、72页。
    [32]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3页；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156页；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55页。
    [33]卡尔·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27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3页。
    [35]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92页；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39页讲到，在阿拉-乌德-丁统治的早期收回了所有存在的赐赠。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4页。
    [37]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0页。
    [38]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39页。
    [39]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第304页。
    [40]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40页。
    [41]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第30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5页。
    [43]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3页。
    [44]转引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3页。
    [45]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67页。
    [46]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9、70页。
    [47]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0页。
    [48]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1页。
    [49]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1、72页。
    [50]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3页。
    [51]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68页。
    [52]参见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92页；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地制度》，第39页；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70页。
    [53]L.P.沙尔马：《中世纪印度史》，第125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6页。
    [55]塔潘·拉伊乔杜里、伊尔范·哈比布主编：《印度剑桥经济史》第1卷，第68、69页。
    [56]W.H.莫兰：《穆斯林印度土制度》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