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南京市党部提出“用人先尽党员任用，裁员先尽非党员裁减”。国民党中央批示：“如党员与非党员能力相等，应照所拟办理”（注：《函江苏省执行委员会》，《中央党务月刊》第18期，1929年12月。）。这表明国民党中央虽规定了党员享有优先入仕的特权，但同时也附加以“能力相等”为前提，没有接受地方党部提出的无条件优先的建议。同年，国民党中常会又决议：“在训政时期，各级政务官之人选，应以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限”（注：《政务官与事务官之界限》，1929年9月1日《中央日报》。）。据当时对政务官的界定，大致包括国民政府委员、五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各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厅长、各特别市市长、驻外大使、特使、公使及特任特派官吏等。除此之外，大多数事务官的资格并未规定以党员为限。
    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又议决：行政院各部长人选，采用人才主义，不限定国民党员（注：引自《支那中央政况关系杂纂--国民党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卷号：A/6/1/1/2/2。）。行政院各部部长属于政务官。此一决议又似乎打破了前此所颁政务官必须以党员为限的规定。
    再观这个时期公布的公务员任用法，简任、荐任、委任三级公务员任用资格，每级各有五项，具备其中一项即可。五项资格中党籍居其一，即“致力革命”10年、7年、5年者，可分别出任简任、荐任、委任各职。由此而观，党籍是入仕条件之一，但不是必要条件。
    大体上，战前国民党中央和省级政权的关键性职位基本上由国民党党员控制，但似乎没有完全做到政务官以党员为限的规定。据何廉回忆，他于1936年进入南京政府时，政府中党员占多数，但非党人员也不少。如行政院秘书长、政务处长、外交部一位次长、实业部部长和一位次长、铁道部部长等均不是国民党党员（注：《何廉回忆录》，第198页。）。何廉本人在南京政府任职多年，始终未加入国民党。在地方大员中，先当官后入党者亦不乏其例。1935年，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孟广澎不是党员。由于孟是政学系分子，CC系控制的湖北省党部为了攻击孟，乃以政务官非官员不能充任为由，要求行政院免去孟的民政厅长职务。其结果，孟由张群和另一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注：刘鸣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概述》，《湖北文史资料》第14辑，第62页。）。吴鼎昌于1937年11月出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时，亦非国民党党员，入党是在他当上省主席以后的事（注：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366页。）。黄郛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并未妨碍他的显赫仕途。
    检阅战前各级政府公务员的党籍比例，可以进一步了解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实际控制程度。战前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公务员中，特任和简任级有党籍的约占一半。特任和简任官多属政务官，由此亦可见政务官以国民党党员为限的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同期中央机关荐任和委任级公务员中，有党籍者约占20%-40%。总计中央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的比例，1929年时为36%，1933年时降至22%，1939年上升到45%（注：《统计月报》第1卷第9期，1929年；铨叙部编《铨叙年鉴续编》（民国20-22年），南京大陆印书馆1934年版，第443-446页；《行政院所属各部会人事概况》，载《行政评论》第1卷第5、6期合刊，1940年；《铨叙部统计年报》（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27/785。）。对一个一党独裁的政权来说，这一比例并不显著。
    在地方一级公务员中，除行政主管官员（如县长）中党员所占比例较高外，一般公务员中党员比例甚低。南京、上海是战前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1929-1930年，两市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党员仅占10%-17%（注：参见1929年11月1日、1930年1月25日、8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监察院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署二十四年度年刊》，附表，该署1936年编印。）。县政府机关党员则更少。故当时国民党中央认为：“现在政府机关服务人员多非本党党员”（注：《函国民政府》，《中央党务月刊》第29期，1930年12月。）。国民党党报对此更深有感慨地说：“在党治下之政治机关，党员人数如此少数，实有失党治之精神”（注：“党务”，1930年8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
    总之，战前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尚未达到独占垄断的程度。事务官有无国民党党籍，固无关紧要；即使在政务官中，非党员亦占有相当的比例。论者有谓国民党籍是供职国民政府机构的先决条件（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第152页。）。这一说法显与事实不尽相符。
    国民党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与其人事制度不健全有密切关系。南京政府虽然设有考试院，但其实际职能有限。政务官既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绝大多数未归其选拔。实际人事权力分掌于各部门和各机关主管之手。政府各机关用人实行长官负责制（或可称为长官承包制）。长官对其下属任意辟用，任意罢免，悉视其个人好恶以及亲疏远近而定。用人既乏规制可循，职位更无一定保障。时称“更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注：湖南安乡县政府编《安乡示范县政纪实》，长沙新中国书店1948年版，第200页。），即为写照。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规定“用人先用党员，裁人先裁非党员”，在实际运作中并不能切实做到。因为各机关长官用人时，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背景，至于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
    官常失范，必然导致党纪失滥和党德败坏。自清末废科举后，旧的官僚选拔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政治录用制度一直未能建立。作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本可通过严格的党员选拔机制，将切实认奉其意识形态的党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政府机关的官员，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录用体制。但国民党未能做到这一点。在那时，想捞一张党票易如反掌。在官场，党籍有无，并不怎么为人看重。国民党中央曾经下令：“凡在军政各机关服务人员，虽非入党，一律以党员论”（注：引自陈之迈《中国的官》，《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5年，第923页。）。既然党籍不是入仕的先决条件，而入仕后非党员亦以党员论，党员在政治地位和晋升机会上，比非党员并无明显的或潜在的优越性。对普通党员而言，党籍并不能带给他们多大实际好处。党员既无政治内幕的知悉权，更无政治决策的参与权。赖琏在1936年国民党“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颇以为可以参与中央的内政外交决策，结果除了参加几个不重要的会议外，连比较重要一点的政治消息也只能依靠每天看报纸才能获得（注：赖景瑚：《办党、办报、办学》，《传记文学》（台北）第23卷第1期，1973年7月。）。中委尚且如此，普通党员更可想而知。
    入党既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党票贬值乃势所必然。随着党票的贬值，党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和约束力，以及党员对党组织的向心力，必大为消减。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追随者大多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党票若不能带给他们实际的好处，党籍也就变得无足轻重。加之各级党部不能干涉各级行政机关的人事任免，党组织对从政党员完全没有约束力。对从政党员来说，掌握他们政治前程的是所在机关的顶头上司，而不是党组织。即使受到党纪处分，也不影响其在政府机关的升黜任免。在这种情况下，党纪自然无法有效地执行。其时国民党党内即有人指出：“现在本党的党员，除了死刑而外，甚么都不怕……至于开除党籍，更是毫不在念，因为不但开除和恢复是一套骗人的把戏，就算根本开除，也不见有如何的损失”（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167页。）。国民党组织的松弛涣散，其政治录用机制的缺陷亦是一个重要导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