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研究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力图从中为今天的政策寻找某种理论的依据，这种研究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但也不断有读者提出问题：既然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最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为什么要把它提前结束？既然毛泽东对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有深刻的认识，为什么建国后又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本文试图通过历史地考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来尽可能地回答读者在这方面存在的疑问。
    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解释其新民主主义的命题何以为“新”的时候，有一大段奠基的理论，他说：“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68页。）正如毛泽东在文中所公开申明的，这一理论来自斯大林。而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斯大林所阐发的这个理论正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明言：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而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造反”的地火却在那些经济状况落后，社会矛盾尖锐的地方运行。俄国革命家列宁把马克思的理论做了一番变通，他提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连为了一体，因此无论哪里爆发革命，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都是对帝国主义这个世界链条的打击，而链条往往容易在最薄弱的环节被打断。列宁所谓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被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所证明；而他为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制定的一整套斗争策略，则集中在其于1905年撰写的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简称《两种策略》一书中。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资本主义后进国家，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要求那里的“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为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列宁认为至少要有两上条件：第一，把农民争取为同盟者；第二，麻痹和孤立资产阶级，并迫使它退出领导舞台。这种革命的最好结局是建立工农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列宁还认为，“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政府，以便从政府内部去打击反革命，尽量延长革命状态，并在这个时候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得到启发，组成一支伟大的军队，然后就开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91页。）《两种策略》一书问世不久，列宁又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强调：“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列宁的理论创造，使共产党人在资本主义后进国家的“最近目的”，变成了首先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两步走”的策略。作为革命的实践家，列宁更注重“无产阶级有其不依赖资产阶级而独立的政党”；按照“我们的力量”原则，决定策略的运用和斗争的阶段性；以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夺取政权为根本，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列宁主义的特征是讲政治。相比之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问题，在革命的政治任务面前显得有些抽象，变成了一种从总体上来说的东西：既然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对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已经成熟，那么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的不发达国家也就不会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
    十月革命的成功，吸引了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志士：列宁主义则让他们投身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中。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正式制定了自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此便踏上了“两步走”的战斗征程。由于“两步走”比“一步走”要复杂得多，加之中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在中共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共产国际的指挥，还是中共领导人的操作，总摆脱不了非右即“左”的偏差。问题集中出在如何与资产阶级既结盟又斗争；如何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上面。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资产阶级右翼叛变革命，中共投入为苏维埃而战的苦斗，在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之后，终不得不实行战略撤退。直到长征途经遵义，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红军才从万千敌军的围困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如同列宁是俄国的天才革命家一样，毛泽东是中国的天才革命家，他对列宁主义的领会是哲学辩证法与能动反映论层次上的心心相通，这是中共其他领导人所不能比及的。自毛泽东操持中国革命的舵轮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真正地结合了起来，革命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伟大的胜利接踵而至。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是这种成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