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共七大召开之际，美国对华政策尚处于不甚明朗的微妙状态。1944年末，因主张国共合作而与蒋介石关系不睦的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和驻华大使高思相继去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延安时曾同意国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协议草案，可到重庆后又变了卦。1945年3月，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召回国述职；4月，在延安正待观察中共七大的美外交官谢伟思又突然被召回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层极其关注美国的动向，并做着两手的准备。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对美国可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坏的情况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7页。）他讲了17条“非常的困难，非常的不利情况”，仍然得出了“暂时吃亏，最终胜利”的结论。
    为了应付时局的不测，最要紧的还是“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为了使天下有朝一日成为我们的，就必须从农村走向城市。毛泽东深感目前部队的战斗能力还不适应未来形势的要求，“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3～334页。）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呢？”（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5～396页。）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几个月前他给秦邦宪的信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7页。）。七大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提出注意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后来事实证明，这对于中共夺得全国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
    在七大上，毛泽东告诫党内，“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在争取掌握大城市，掌握工业问题上，“犯了错误就不得了”。他坦言自己“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很多”（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6页。）。这又与进城后他提出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搞工业、稳定经济的思想是一致的。
    三
    考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既坚持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两步走”、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又根据中国的实际，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确如毛泽东所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达至完全成熟的标志。灵活性，即可进可退可缓和可迂回，这取决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和“力量对比”、“对我们有利”的原则。只要有利于最终革命目标的实现，做出一时的局部的让步是必要的；而一旦条件具备，让步又可以转为进攻。这样的事例很不少。
    抗战胜利后，应形势的要求，毛泽东准备赴重庆谈判，此时他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的估计，决然计划中共参加“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形式的联合政府，“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在重庆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时，毛泽东重提“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未提新民主主义，这显然是退了一步（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199页。）。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以“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为中心议题发表讲话，强调“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他提出，“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明年也可以对地主拉一把……只要我们不搞关门主义，蒋介石要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被孤立的只能是他自己。孤立了蒋介石，我们就胜利了。（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此时的统一战线确实需要宽广。
    经过一年半的鏖战，国民党军队被歼灭了169万，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则扩至200余万。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兴奋地说：“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他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正式提出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对统治的政治纲领，同时把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在“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党内不可轻易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说这会犯政治错误；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没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的提法。不是不提，时机未到是也。鉴于解放全国，建立政权等一系列充满未知因素的艰巨任务摆在面前，毛泽东仍然十分谨慎，他再次回顾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左”的教训：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伤害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重视政策问题，不断发出指示，纠正偏差。毛泽东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即出于此时。及至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总数超过了400万，蒋介石国民党则败局已定。毛泽东这才开始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纳入议题，点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即使如此，他并不打算马上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占领上海前夕，毛泽东致电提醒中共中央华东局：“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
    全国解放，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签订《共同纲领》，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并规定国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合作社、个体、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毛泽东对党内打招呼说：“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但为了巩固政权、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他还是号召：“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被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他解释道：“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