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中共树起了一面新的战斗旗帜，其意义十分重大。与十年内战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旗帜比，新民主主义旗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真正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及第二次国共合作前期的三民主义旗帜比，新民主主义旗帜则不是借用的，而是自己的，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然成为一支谁也不敢小视的强大而又独立的力量。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旗帜，就是后来在中共七大上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主要内容（注：参见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面旗帜下，中共挫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接二连三的反共高潮，度过了1942至1943年抗战最困难的阶段，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如毛泽东所说，这确是中共历史上空前团结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发挥了其新民主主义的思想。
    读《论联合政府》，使人感到有一股气势，胜利者的气势。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说：“天下是我们的”，“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这种气势来自敌我“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日寇已成秋后蚂蚱；国民党军队继续溃败，人数减至150万左右；中共则有了121万党员，91万正规军，220万民兵和近1亿人口的解放区。
    以这样的实力地位出发，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变成了具体的政治要求，那就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包括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谈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说了如下一段引人注目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在“说明”中，毛泽东解释道：“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里又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毛泽东还特别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这话正是出自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
    按照前述分析的逻辑，随着“我们的力量”迅速增强，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宣扬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才是，然而为什么毛泽东在此时却大谈起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来了？请读者不要忘记，毛泽东历来是根据“当前的实际条件”决定政策的政治家，那么当时中国，或者进一步说中共是处在怎样的一种政治情势之下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
    其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正式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美英苏中四大国形成同盟，特别是苏联与美英之间达成了战时及战后长期合作的协定，这一切不能不使毛泽东及中共领导层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重新加以评估。蒋介石铁心要消灭中共，但他离不开美英的支持。美国在战争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强国，也成了中国的抗日“盟国”，它不愿意国共发生内战，扰乱其对日本作战的大局。罗斯福总统建议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给蒋介石造成压力。而一些美方人士通过实际接触，了解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生机勃勃，也积极主张调整对华政策，援助中共抗日。这就是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开篇第一段话：“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提出适当钢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的一个背景。毛泽东深知，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至少使它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对于中共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也懂得美国人的观念。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的对外宣传集中抨击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民主性质，同时表白“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注：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总之，“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在当时确是最有利的斗争方针。
    其二，虽然“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但“力量对比”的敌强我弱态势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5页。）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力量对比”的敌强我弱，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正是七大路线的关键。毛泽东牢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条件，在于争取农民成为同盟者和麻痹、孤立资产阶级的教诲，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他总结党过去失败的教训，一再强调不要忘记农民，说“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8～309页。）作为对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很早就根据中国的实际，把资产阶级一分为三，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被纳入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蒋介石便更加孤立。虽然农民小生产者向往的是发家致富；尽管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要他们所想的民主”，但只要他们“跟我们一道走”，以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去反对蒋介石搞的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那么前者的这种资本主义就是“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