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以他的三篇重要著作--《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为代表，并且划出了三个发展阶段。
    《论新阶段》（注：见《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其时抗日战争和随之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开始一年多。自1934年1月中共在江西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经过千辛万苦和因势利导，党终于从与资产阶级对抗，为苏维埃而战的国内战争转到了再度与资产阶级结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过去的十年内战，虽为资产阶级右翼叛变革命所迫，但对于中共来说，有十分深刻的经验教训。这期间的“左”倾路线，曾造成党几乎被消灭，其错误不仅在军事方面，更在政治方面。那种不顾“我们的力量”的实际，生硬模仿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做法，结果不但没能孤立和打败资产阶级，反而孤立和削弱了自己。1935年底，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总结道：“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161页。）及至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报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由长征结束时的几千人，恢复发展到了二十余万余人；陕北根据地也基本站稳了脚，并开始向华北及江南发展。但毛泽东心中清楚，眼下中共的实力与国民党的二百多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相比，“力量对比”仍很悬殊。即使“我们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在可预见的将来，共产党还是难以取代国民党。只有争取长期合作，才有可能发展自己；只有共同抗战且共同建国，才能保持长期合作。建立一个什么国呢？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论述道：“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这个“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公开表示，承认和拥护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事实上这是国共恢复合作的前提。然而，承认人家的领导地位，并不等于自己要放弃争取领导权。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专门用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以一些比较含蓄的说法--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等--来表达的（注：该章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在正文和注释中加进了共产党要“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的话。）。而在当时没有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不对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毛泽东说：“‘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538页。）这就把问题说得相当清楚了。
    提出建立真正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从而保持国共长期合作；强调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积极发展“我们的力量”，以此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虽然还没有提上日程，但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因此抓住机会发展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论新阶段》及其结论报告的主旨，其时“新民主主义”这个词尚未出现，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内涵已经形成。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国民党即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实施一系列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措施。中共则按照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把“抓枪杆子”作为当务之急。用毛泽东的话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只过了短短一年时间，中共的武装力量就翻了一番多，到1940年初，人数已近五十万，根据地则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而国民党在对日正面战场上却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国共之间“力量对比”的差距在迅速缩小。恰逢延安《中国文化》杂志创刊，毛泽东欣然为其撰写了长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就是不久闻名于世的《新民主主义论》。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注：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写入新民主主义理论，但该文当时尚未公开发表。）。“新”在哪里呢？新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非资本主义（实为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前途这两点上。我们知道，对于信奉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并不是陌生的东西，只是在“两步走”的过程中，在维持国共合作的条件下，鉴于“我们的力量”不断增强、“力量对比”比较有利的新形势，由领袖毛泽东把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现阶段斗争的新纲领而公开了。以实力为后盾，才能有如此的公开。毛泽东颇具信心地说：“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考虑到现实情况，毛泽东当年还是用了“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注：参见《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1月15日。在后来的文本中，“或参加领导”的字样被删去。）这样有一定余地的提法；为了与以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保持连贯性，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显然，这与《论新阶段》中提出的要求是大大地进了一步。首先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与政权构成的最基本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由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的国家。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已说明白；其次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同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谈到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的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实际的条件。”在此，毛泽东公开讨论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步走”策略，这比《论新阶段》中的说法要坦率得多。至于“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的长”，则取决于“当前实际的条件”，主要是国民党的力量还占据优势，“我们的力量”非朝夕能把它彻底解决。这当然是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