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由“根本解决”向现实政治的转变，之所以是陈独秀从认可“宪政”转向“直接行动”的条件之一，是因为它为陈独秀直接观照现实政治提供了前提。对陈独秀来说，深层的思想启蒙式的观照“政治的根本问题”与真正面对现实政治时的感觉毕竟是两样的。应该说，距离感的变化（并没有消失）使陈独秀对政治黑暗的敏感程度加深了。他对黑暗政治，特别是军人专权、官僚腐败、政客追名逐利的不满和抨击到他发表《除三害》（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5-326页。）一文时已说得相当明确了。然而这仍是转变的前提。促使他的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是他的通过舆论影响现实政治的方式，在军人专权的政治环境中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考虑到以前，利用舆论鼓吹思想观念的变革时陈独秀已有快速见效的期望的实际（注：创办《青年杂志》前陈独秀曾经对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转向关注现实政治后他对见效的渴望的强度则只能是更大。但似乎没有史实证明北洋政府曾经听从陈独秀的建议改变其政策。这样的反差使他在对政府失望的同时，也把希望寄托于平民焕发参预政治的热情以及直接民主之上。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之前发表的《社会制裁力》（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1页。）的随感里，陈独秀曾经感叹中国社会制裁力的不足，而到《除三害》中则直接鼓动说“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但如果说，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前，陈独秀的鼓吹还仅仅是一种期望的话，“五四”期间，学生运动的威力以及所得到的商界等的支持使已经在转换角色（从思想家到政治鼓动家）的陈独秀坚定了他早就接受的法兰西的“高调民主”。1919年5月26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就提出：“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在他看来，“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11页。）
    在“五四”期间，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也是进一步推动陈独秀“直接行动”的一个直接的刺激因素。由于陈独秀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态度，北洋政府的行为使他原本就具有的对政府“合法性”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是“爱国心之觉悟”、“政治不良之觉悟”、“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6页。）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评价和认识。陈独秀对立宪政治及其政党的背叛，与北洋政府利用法律和政权以及军队的力量压制学生的爱国行为有极大的关系。“六三”大逮捕后，六月八日陈独秀就发表言论，不承认“立宪政治和政党”（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2页。）。翌日，他自己也亲自上街了，并且实现了他所谓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的理想（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4页。）。陈独秀后来在阐释“五四”精神时关于当时“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8页。）的说法，也证明了“五四”期间他对“宪政”以及现实政治的失望情绪。
    不过，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对西方表示了失望，陈独秀却并没有马上放弃温和的立场，他的国家观中的“宪政”的因子依然保持着，他还是希望由各界平民通过“合法”的直接民主达到“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理想目标。但“直接行动”方式已经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因此，1920年9月1日《谈政治》（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11页。）发表以后，他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也就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