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党的分散性
    政党作为阶级的一翼，一般具有的特征是：共同的组织系统、领导机构和领袖、纲领，并为实现其政治目标而采取共同的行动。然而，早期议会制下的英国政党是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当时，政界的政党意识非常薄弱，政党发展的水平也很低，政党政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托利党、辉格党在组织上具有突出的分散性的特点。这首先表现在政党派别名称复杂混乱，除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称呼外，还有“宫廷党”和“地方党”、“宫廷辉格党”和“宫廷地方党”、“地方辉格党”和“地方托利党”等各种不同的叫法。总之，政党没有一个公认的固定的名称。其次，政党的组织方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当时的政党不过是议会中一些通过宫廷政府的笼络收买、或通过家族、亲戚、邻居、朋友、师生等多种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宗派团体”[23]。18世纪中叶，英国的政党政治虽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是，这种分散性的特点仍然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当时辉格党所实行的贵族寡头政治也是与两党制度相背离的。
    综上所述，1688-1760年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所体现的民主是残缺不全的。新旧融合型的政权、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陈腐的议会选举制等等，使议会制在发展中逐步地陷入了困境。
    二
    18世纪60年代，英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在经济领域，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已经完全具备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七八十年代，工业革命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工业文明的光辉普照着英国大地。
    然而，与经济领域的迅猛变革相反，英国的政治领域却出现了一股倒退的逆流。
    （一）王政思潮沉渣泛起
    工业革命前夕，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贵族地主阶级虽然早已资产阶级化，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仍然非常保守，具有强烈的封建忠君意识。他们惧怕并反对一切不符合其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变革。1760年前后，他们掀起了一股“忠君爱国”的王政思潮，渴求在英国出现一位中兴王政的“明君”，取缔已经确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恢复、扩大并永久保护贵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旧托利党首领勃林布鲁克。他公然露骨地宣称，“地主才是我国政治航船的真正主人，资本家只是船上的乘客”[24]，毫不掩饰地将矛头直接指向资产阶级，并提出了一套反动的“君主爱国论”，其主要内容有：贵族地主阶级应该是英国社会的主宰，是英国“政治航船的真正主人”；鼓吹君主集权，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认为国王是“人民的中兴”、“首脑”和“万民之父”，“党派是政治罪恶”，必须镇压[25]；赞颂“爱国君主”，认为由于资产阶级“侵蚀”并“腐化了王权和社会”，所以只有“爱国君主”才是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唯一保障，“才能把国家从现在的毁灭中拯救出来”[26]。“爱国君主”是“物质与精神世界一切奇迹中最不寻常的奇迹”[27]。
    王政思潮一经出现，随即甚嚣尘上、泛滥一时。在这种反动的复古思潮的煽动下，守旧的贵族们纷纷要求国王“奋力铲除根深蒂固的内阁制度”，“不要把政府完全交给大臣”[28]。其实质就是要否定1688年以来英国所确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18世纪晚期，王政思潮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保守、反动的政治理论托利主义，它系统地宣扬和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最腐朽的部份，反对任何社会改革和革命，严重阻碍着英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二）乔治三世个人专断统治的建立
    与王政思潮泛滥的同时，是1760年即位的新君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个人专断统治的建立。
    乔治三世被认为是英国近代史上最坏的君主，给英国带来极大的损害[29]。他曾“自诩为勃林布鲁克的英雄爱国君主”[30]。早在继位之前，他就视恢复王权为己任，立志“要当一位国王”。他非常蔑视其祖父乔治一世疏理朝政而听任内阁专权的行为，他曾说：“老国王的行为使我羞为其孙”[31]。1760年他一继位，其狂妄自大而又反复无常的性格很快显露出来，“他决心恢复1688年政变以来由于议会制的发展而削弱了的王权”[32]。
    首先是改组政府，安置亲信。乔治三世一上台，马上改组政府，把所有具有王政复古思潮的人聚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安插到重要的职位上去，形成“国王之友”派。“国王之友”们“像暴风一样袭击政府部门”[33]。
    其次是打击辉格党，建立托利党人的独霸统治。乔治三世即位后，采用各种手段打击辉格党人，“他把自乔治一世时期几乎一直在执政（自然是执行着很保守的政策）的辉格党人赶下了台，开创了一直延续到1830年的托利党人独霸的局面”，使得“政府和自己的本性很相符合”[34]。这样，辉格党控制了半个世纪的政权被剥夺，其寡头政治为托利党人所取代。“英国被拉回到了1689年”[35]。
    再次是操纵内阁，控制议会。为了增强王权，实行专制统治，乔治三世还极力削弱自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议会制度。1761年，他任命他的老师、具有浓厚忠君复古思想的布特为国务大臣，组成听命于国王的“国王之友内阁”。乔治三世“亲自遴选自己喜欢的内阁首相和大臣，恢复了国王的实际统治。”[36]从1761年10月到1770年1月这8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换了6名首相，平均每位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其中有三名是直接或间接地迫于国王的压力而辞职，辉格党首相罗金厄姆则被他直接罢免。1771年，“国王之友”中最忠实的一员诺斯被任命为首相后执政达12年之久。诺斯内阁对国王唯命是从。乔治三世在摆布内阁的同时还控制议会，他“把下院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37]。他亲自审阅议会的投票报告，并授意建立了一个专门收买议员的财政管理办事机构，“贿买成了比沃尔波尔或纽卡斯尔时代更加流行的现象”[38]。乔治三世正是通过种种卑鄙的手段控制着议会中的多数。
    乔治三世建立专断统治的结果，使“内阁政府被架空，大权落在国王和国王的亲信手里。英国再次进入灾难重重的年代。”[39]
    （三）大肆镇压激进派民主运动
    面对王权的迅速增长和贵族地主的嚣张气焰，伦敦资产阶级不甘示弱，率先反击。政论家、下院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于1762年创办《北方不列颠人》报，4月23日，该报在45期发表了一篇匿名论文，抨击国王在议会中的讲话，谴责政府加强国王特权，否定议会作用的倾向，攻击“国王之友”是专制和腐败的帮办。乔治三世大怒，下令逮捕十名牵连者，并不顾议员不受逮捕的特权，将威尔克斯投入监狱，并搜查其住宅。
    “威尔克斯事件”发生后，伦敦资产阶级接连举行抗议游行，“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为激动人心的政治口号。面对高涨的激进派民主运动，国王操纵之下的议会多次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宣布威尔克斯的抨击是对国王和议会的“傲慢无礼、污蔑诽谤和侮辱咒骂”，是企图“离间人民对国王陛下的感情”，“煽动反对国王政府的叛乱”。并宣布议员不受逮捕的特权不适用于此类案件，下令公开焚毁《北方不列颠人》报[40]。威尔克斯为了免遭迫害而逃往巴黎。1764年初，下议院将他开除。法庭缺席判处他犯有煽动、诽谤和亵渎罪，并剥夺了他的公民权。1764年，威尔克斯回到伦敦，并被选为议员。但他再次被捕入狱。他连续三次被选为议员，但都被国王操纵下的议会剥夺其当选资格。国王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空前的示威和罢工运动。乔治三世杀气腾腾地说“血腥镇压是恢复顺从法律的唯一办法”[41]。5月10日，国王和政府调动军队到圣乔治广场，镇压聚会群众，制造了死伤数十人的“圣乔治广场大屠杀”。这场激进派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
    1769年，资产阶级再次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抗议活动。各地纷纷集会，有18个郡和14个城市递交了请愿书。但是，国王操纵议会于1770年1月先后四次以压倒优势通过决议，拒绝请愿书，并坚持认为剥夺威尔克斯议员资格为合法。乔治三世还清洗政府、军队中具有辉格倾向的官员。资产阶级激进派掀起的民主运动遭到沉重打击。
    为了限制言论出版自由，1771年2月，在国王的指使下，下议院下令逮捕了8家报纸的出版人。伦敦街头因此发生严重骚乱。在国王与议会的高压政策之下，伦敦被迫屈服，伦敦的治安官被关押达一个月之久。
    八九十年代，激进运动再起。1780年6月2日至7日，伦敦下层人民发动武装暴动。他们占领监狱，攻打政府机关，并控制了全城，史称“戈登暴动”。乔治三世指使贵族地主阶级用武力血腥镇压了暴动。以议会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激进运动在专断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也终于沉寂了下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的国内政策更趋保守和反动。艾德蒙·柏克发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攻击咒骂法国大革命，乔治三世却称赞它“是一本好书，一本特别好的书，每个绅士都应该读读它”[42]。为了阻止法国革命思想在英国的传播，消灭激进运动，1793年，执政的小皮特内阁宣布实施一系列反动措施：查禁潘恩的《人权论》；宣布《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禁止集会和游行。根据1795年11月的法令，每一个企图刺杀、推翻国王的人，每一个在口头上或报刊上要求国王改变政策和政府成份的人，都将被作为国事犯，可不经司法程序，立刻处死；凡举行50人以上的集会，须经三个以上的治安法官的批准，否则治安法官可下令解散直至调动军队，拒绝解散者可被处以死刑。1799年，议会还通过了一项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规定凡违反者加以惩处，并将受到三个月的监禁。这项法案一直实施到1825年。1819年8月16日，英国统治阶级还派军队镇压了曼彻斯特6万多名工人和市民在圣彼得卢广场的民主集会，制造了死伤数百人的“彼得卢惨案”。12月，议会再次通过了包括禁止出版、结社自由，禁止较大型集会，禁止藏匿、使用武器和进行武装训练等在内的“六项法令”。另外，小皮特还创立了镇压人民群众的“义勇骑兵”，下令镇压了“通信协会”和其它激进派组织，并怂恿暴徒袭击民宅，搜捕可疑者，对工业区实行军事管制等等。总之，“政府的一切行动都从属于一个目的，就是要扼杀英国内外一切民主和革命的力量；同时巩固最反动的英国当权集团的地位”[43]，结果“许多热衷于议会改革和普选权的民主人士遭到逮捕、审判和流放”，“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