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疯狂的殖民扩张和领导欧洲的封建反革命势力
    政治上的倒退逆流还表现在英国反动的对外政策上。从18世纪后半期起，英国加紧了殖民争霸的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殖民战争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大帝国，并将国内的资本原始积累建立在对殖民地疯狂的掠夺和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上。当北美殖民地人民掀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时，英国统治阶级不惜远涉重洋，派兵武力镇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英国统治集团惶惶不安，他们认为法国革命严重威胁着英国的现存制度，因此走上了武装反对法国革命的道路，并成为欧洲历次反法联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充当了镇压欧洲革命的“宪兵”。
    政治上的倒退逆流使议会制在曲折的发展道路上陷入新的困境之中。首先，面对国王的专制统治，议会总是卑躬屈节，处于从属地位，“国王用各种手段所选出来的议会，表现出了完全忠顺的精神”。而内阁更是操纵于国王之手，任其摆布，1770年“国王之友”成员诺斯被国王授命组阁后，“实际上乔治本人就成了内阁的首脑”[45]。
    其次，陈旧的议会制度已无法适应变革了的英国社会。当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在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的同时，英国的经济地理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工业革命前，经济最发达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工业革命后，人口向西北地区移动，原来那些古老静谧的小村镇、禽兽出没的森林、人迹罕至的沼泽和土地贫瘠的田野地带，伴随着煤铁工业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人口众多的新兴的工业城市，例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利兹、设菲尔德等等。人口也得到迅速增加。18世纪初，英格兰人口不足600万，到了19世纪20年代，已超过了1200万。此外，工业革命还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了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46]。然而，面对社会的变革，议会制却显露出了巨大的腐朽性。
    第一，“袖珍选邑”的增多和“腐败选邑”的大量出现。经济地理面貌改观的结果，使原来富庶的东南地区迅速地衰落了，在新“袖珍选邑”不断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腐败选邑”，即无人或人口十分稀少的“衰败城镇”。它们仍然保留着在下院中的议员席位。例如丹维滋由于海潮的冲刷和地形的变迁已被北海所淹没，名义上的30名选民早已迁居他方，但其议员名额却仍旧被保留着。每逢议会选举，便由一名富豪指派数名选民乘船入海投票。萨拉姆已是一片仅有房屋数座、居民12人、选民7人的荒凉山地，却仍有权向下院选送2名议员。波西尼只是有13家的一个村落，也保留议员名额2名，而该地有选举权的选民只有9人，其中8人属于一家。盖顿只有2名选民，却有权向议会选派议员2名，因而每次议会选举时，他们都理所当然地“当选”为议员[47]。
    第二，新兴工业城市没有选举权。1831年，曼彻斯特有18.2万人，伯明翰有14.9万人，利滋有12.3万人，设菲尔德的人口也不下5万，但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议会中却没有一个代表。
    第三，选区划分和议席分布极不合理。1831年，英国南部各郡总人口约有326万人，有权选举议会议员235名，而最北部的6郡的人口总数已有3594万人，却只能选出议员68人。南部的康瓦尔人口30万，全境选民仅千人，能选议员42人，而北方的兰开郡有133万人，只能选出14名议员，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苏格兰，也只能选送45名议员[48]。
    第四，享有选举权的人极少。据统计，1832年以前，英国2400万居民中，仅有40多万人享有选举权，大约占成年居民总人数的3%。爱丁堡郡是苏格兰人口最多的郡，拥有20多万人，但只有100人拥有选举权[49]。
    第五，选举的议员不具有代表性。据统计，1792年，在513名英格兰和威尔士议员中，大约有370人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当选的[50]；1827年，议会658名议员中，有270名受大地主赞助人控制，其中受托利党支配的就有203名，有8名大贵族支配了57个议席[51]。1782-1820年的65名内阁官员中，有43名是贵族，剩下的22名中有14名是贵族的儿子[52]。
    总之，1760-1832年，英国政治的倒退逆流和议会制的困境使得英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一度背离了民主化的方向。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因此而逐步尖锐、激化起来。英国统治阶级面临着革命和改革的二难选择。
    三
    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32年，英国近代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历时近一个半世纪却长时期地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并一度出现政治的倒退，其原因是十分复杂而深刻的。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土地贵族阶级力量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
    众所周知，在工业革命完成以前，英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土地仍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土地贵族的经济势力非常强大。因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后他们凭藉其强大的经济势力一直执掌着政权，使得1832年以前的英国成为“贵族的世纪”[53]。相反，资产阶级商人、工场主和金融家，特别是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其经济势力暂时还较弱小，阶级力量也还处于发展壮大之中，在政治上只能处于配角地位。这样，议会、内阁、政党就必然地为土地贵族所操纵和控制，并沾染上浓厚的封建气息。
    （二）寡头政治的盛行。
    土地贵族阶级力量的强大在政治上突出地表现为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特点。先是辉格党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优势”，然后又是托利党人数十年的“独霸”。土地贵族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为依托，把资产阶级排斥在外，操纵和控制议会、内阁、政党，独揽大权。他们在“充分地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竭力运用“‘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去维护其自身的单独的利益[54]。当他们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制定并实施有利于自身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例如，1731年沃尔波尔将土地税减少到每镑收入征收一先令，比过去最高时减少了四分之三，以减轻地主的负担[55]；而对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则大增商品税和间接税。19世纪初，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土地贵族操纵议会，阻碍“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并于1814年通过《谷物法》，造成英国国内粮价上涨，劳动力昂贵，大大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土地贵族阶级还利用手中把持的政权，镇压民主运动，阻挠议会改革的实施，不重视国民教育等等，以维护其寡头政治。
    （三）王权的相对强大。
    1832年前，王权虽然处在逐步削弱的过程中，但仍然相当强大。王位的变动、王朝的更替，总会伴随着政治的波动。特别是乔治三世统治时期专断统治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现倒退的同时，使英国近代议会制的腐朽性暴露无遗，给议会制的民主化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四）动荡的国际形势。
    18世纪以来，欧美大陆战火不断，革命频繁，英国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殖民争霸战争。18世纪晚期美国的独立战争使英国元气大伤。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长时期的对法战争更加速了英国国内政治的保守和反动，使国内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难以实施。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壮大，他们要求分享长时期以来被土地贵族、金融资本家所把持的政权。在他们的推动和领导下，经过多次的民主化改革，英国才终于真正确立了议会至上的政治原则，实现了“议会至尊”。
    注释：
    [1]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第88页，203-204页，25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历代英王生平》中译本第31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3]F.B.A.Basil WiHHiams:The Whig Suppremacy 1714-1760,Oxford,198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9页。
    [5]罗威尔：《英国政府·中央政府之部》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J.A.R.Marriott:English Political Instituion,p.75-76,p.113,Oxford,1910.
    [7]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第92页，94页，55-56页，124页。
    [8]J.A.R.Marriott:English Political Instituion,p.75-76,p.113,Oxford,1910.
    [9]Willson:A History of England,p.456.
    [10]孙承裕：《英国国家制度》第100页，三联书店1965年版。
    [11]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第92页，94页，55-56页，124页。
    [12]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25页，5页，25-30页，40页，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84页，667页。
    [14]莫尔顿：《人民英国史》第243页。
    [15]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第221页，223页，307页，408页，319页。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16]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25页，5页，25-30页，40页，7页。
    [17]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25页，5页，25-30页，40页，7页。
    [18]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25页，5页，25-30页，40页，7页。
    [19]蒋孟引：《英国史》第402页，404页。
    [20]蒋孟引：《英国史》第402页，404页。
    [21]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6、687页。
    [22]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第221页，223页，307页，408页，319页。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23]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第92页，94页，55-56页，124页。
    [24]H.T.Dickinson:Boking Broke,p.290,London,1970.
    [25]Boking Broke,p.253,264,p.265.
    [26]L.Stephen: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s In the 18thCentury Vol.2,p.177.London,1977.
    [27]Boking Broke,p.253,264,p.265.
    [28]H.Butterfield:George Ⅲ and the Historians,p.46-48,p.45-51,London,1957.
    [29]W.E.H.Leky:A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London,1899,p.14-16.
    [30]F.F.霍利迪：《简明英国史》第87页，87页，87页，88页，87页，洪永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史蒂文·沃森：《乔治三世在位时期》第4页，牛津1962年版。
    [32]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第92页，94页，55-56页，124页。
    [33]H.Butterfield:George Ⅲ and the Historians,p.46-48,p.45-51,London,1957.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84页，667页。
    [35]F.F.霍利迪：《简明英国史》第87页，87页，87页，88页，87页，洪永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6]F.F.霍利迪：《简明英国史》第87页，87页，87页，88页，87页，洪永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7]F.F.霍利迪：《简明英国史》第87页，87页，87页，88页，87页，洪永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8]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第221页，223页，307页，408页，319页。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39]F.F.霍利迪：《简明英国史》第87页，87页，87页，88页，87页，洪永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0]W.Williams:The 18th Century Constitution Documentsand Commentory,Cambridge 1960,p.233-235.（转引自吴必康：《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41]Ayling:George The Third,Glasgow,1972,p.156.
    [42]杰利特：《1688-1815年的英国统治》第418页。
    [43]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第221页，223页，307页，408页，319页。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44]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第88页，203-204页，25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5]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第221页，223页，307页，408页，319页。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46]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
    [47]参见克利斯·库克、约翰·斯蒂芬逊：《英国历史资料，1760-1830》第54-57页，59页。
    [48]王荣堂：《英国近代史纲》第88页，203-204页，25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9]伊文斯：《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第58页，麦森公司1983年版。
    [50]参见克利斯·库克、约翰·斯蒂芬逊：《英国历史资料，1760-1830》第54-57页，59页。
    [51]伍沃尔德：《改革时代，1815-1870》第25页。
    [52]John Cannon:Aristocratic Century,The Peerage of 18th Century England,p.116-117,Cambridge,1984.
    [53]参见John Cannon:Aristocratic Century,Cambridge,1984.
    [54]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2、393页。
    [55]汤姆森：《英国历届首相小传》第25页，5页，25-30页，40页，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