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重要工业和军工企业进行战略转移、搬迁，对新建工业考虑战略布局，以保护重要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生存能力，保证战争时期的不间断生产。在作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时，中共中央就考虑到：我们力求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这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准备美军至少可能用空军轰炸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1]（P，281）。为了保护国家重要工业，保证支持战争物资的生产，1950年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沈阳及其以南地区的重要设施、重要工厂进行疏散转移。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的统一部署，兵器工业是这次搬迁的重点，兵器工业几个大型企业如五一工厂、五二工厂、五三工厂等，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原地保留一部或大部，其余全部搬迁到了哈尔滨以北地区组建新厂。先后在哈尔滨及其以北地区兴建8个专业工厂。 在搬迁原有工厂同时，国家对即将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规划建在哈尔滨、山西、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等地。中共中央战略搬迁、转移的重大决策，不仅从当时战争条件下防止美军对中国境内支持战争的工业基础进行轰炸的可能、保护支持战争的重要工业进行了必要的准备，而且为防备战争扩大到中国东北局部地区作了部署，并开始从国防和应付未来局部战争的长远战略，考虑并安排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问题。
    三是储备战争物资。为了保证战争初期的物资供应，在抗美援朝出兵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指示东北军区负责战争物资的储备。1950年9月，东北军区开设了3条兵站运输线，将作战物资由前线到国内分三线作纵深梯次配备。每线各1个基数弹药，1个月的粮食、油料和蔬菜。同时在安东、本溪、苏家屯、哈福、通化、梅河口、辑安分别设置了军火仓库。到志愿军出兵时，在边境地区储备枪弹22种，各5个基数； 炮弹28种，各20个基数；粮食1.67万吨，食油400吨，干菜920 吨。 汽油3000-4000桶。这些物资的储备，为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初期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建设完善的交通体系，保证战略后方对前方的物资运输和供应。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参战兵力众多，物资消耗巨大。兵力调动和物资前运的距离长，数量多，运输任务极其繁重。由于当时我国海上运送能力极弱，兵员的调动和物资的前运是从全国各地输送于东北地区，再从东北前运，这些运输任务都主要靠铁路运输。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前后，国家把铁路运输的恢复， 摆在优先的地位。 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为了保证战争物资的运输，东北军区确定和部署了通往战区的3条兵站运输线。
    通过这场战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战略后方的战争物资储备、战略后方工业企业的战略转移疏散、后方防护、由平时转入战时生产与建设、战争经济动员、交通运输等支持战争、为战争服务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卓有成效的组织调动等实践，并在实践中提出和创立了许多政策、原则。战争经验证明，战略后方经济发展和建设是支持战争的可靠基础，保障战略后方安全和建设完备的国防设施是发挥战争潜力的可靠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经验，为我国此后进行国防建设及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及抗美援朝战争后形成的军事战略态势，国家在开展大规模建设中，逐步确立了建设大后方的国防战略理论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创造了东方的和平。而美国在其遏制共产主义的总战略之下，确定了朝鲜战争后对中国和东亚的方针：在亚洲，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核优势，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建成和加强对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同盟的包围圈；在中国周围组织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继续在中国周围实行驻军的“前沿部署”。1951-1969年，美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等六个军事条约；同时，美国继续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1954年美国策划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并加紧利用国民党军扩大对大陆和海峡的骚扰破坏。8月17日，艾森豪威尔宣布要以第七舰队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问题决议，宣称要保护台湾、澎湖不受共产党中国“武装进攻”，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的行径，使中国领导人更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的本质，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军事战略和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领导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突然袭击的警惕性，尤其是朝鲜战争后形成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产生重要影响，也成为我国指导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据。如在国防建设目标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并确立了防敌突然袭击、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思想；在国防建设总体规划上，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的战略态势，将全国按战略前后方划分了战略地区（以后逐步具体分为一、二、三线）；在国防工程及军事建设重点上，确定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方向。
    防敌突然袭击、军事斗争的主要方向和准备应付新的战争，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的部署和长远规划。这成为中国领导人指导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依据和必须考虑的问题。鉴于现代局部战争对战略后方国民经济和平时国防、军事设施建设的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根据抗美援朝战略后方建设的经验，战争后在大规模开展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中共中央更加突出强调平时采取得力措施，做好未来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二者关系中，发展了战争期间战略后方建设的理论，形成了我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
    1.注重国民经济战略布局的思想。1956年，周恩来强调：为“使我国工业的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重要依据，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可动摇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在组织进行经济建设中考虑国民经济战略布局，实施了两次大的举措。第一次是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共中央确定从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应付战争的国防和军事需要出发，确定把新建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不摆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薄一波在回顾“一五”计划制定时谈到：“当时，国家建委负责审批大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设计。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可见，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准备战争进行工业企业战略布局的思想，“一五”期间建设的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 则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156项中的106项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第二次是进入60年代，针对美国在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上推行新的侵略战争政策，加剧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针对“二五”期间有些经济建设重大工业工程忽视从战争考虑战略布局的状况，再次提出防敌突然袭击、在经济建设中考虑国防需要及战略布局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罗瑞卿、李富春、薄一波为主的防敌突然袭击领导小组，研究经济建设防敌突然袭击问题。根据这个小组的报告，中共中央作出进行大小“三线”建设的决策。对位于一、二线建设采取了“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对国民经济战略布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三线建设规模宏大，在我国战略后方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如：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特别是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如：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等等。我国两次大规模的战略后方建设特别是后一次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调整和建设，对抵御外部战争威胁，建立雄厚的支持战争的物资生产基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国民经济建设中注重战略布局的思想，成为和平时期指导国家建设的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