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根据政协宪草原则，党派将通过竞选决定自身命运，对于组织力和动员力明显强于国民党的中共而言，并非不利；地方自治则给中共根据地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即将进行的政府改组，将使国民党失去一党独尊地位。因此中共对于政协决议是满意的，并给予了积极评价。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主持起草、 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62-67页。）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中共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对上述指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这次是苏美英三国、国共民盟三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条件和环境比过去都好，因此中国的民主化是有希望的；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实行转变，党要适应目前这个新的形势，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变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以后主要依靠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这方面我们比国民党要好一些、熟练些；党内外许多人不相信内战可以停止，和平可以到来，因此不愿与国民党合作，不重视合法斗争，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对今天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不适合的（注：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2月1日。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因为是内部所做，又是口头报告，因此有些提法较之中共文件，可能更随意一些，因此以后曾在中共党内引起过一些争论。高岗曾责问这“是主席的意思吗？”彭德怀认为是“走了一点火”；刘少奇也认为“有些话讲得不妥当”（《中共党史资料》57辑，150页；《百年潮》1999年11期，43页）。 “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刘少奇违背毛泽东指示，推行了一条“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但是此种批判，多为适应政治需要而为，捕风捉影，不可置信。正如有的论者言，“这类内部报告，表达不周，内容疏漏，是常有的事”（参见王年一《论“和平民主新阶段”》，《历史研究》1980年2期）。）。中共指示和刘少奇报告对政协决议评价甚高， 并准备力促实行，但是因为中共上下多年来已习惯于武装斗争，因此能否将中共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迅速转入和平竞争轨道，是中共此时考虑的主要问题，“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即基于此（注：李炳南认为，中共“自始就倾向于利用该会议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而对政协决议无实行的诚意”。证诸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并曾力促实行的事实，其论显见偏颇。然其认为“部分国民党人未能完全贯彻政协五大决议”，“在策略的考量上则显得非常拙劣”，尚不失为平实之论（《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464页）。）。
    为了促成“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实现，中共做出了一系列部署。 2月1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转达了毛泽东军党分立、 长期合作的意见，并告以毛将参加政府（注：《周恩来年谱》（修订本），658页。 周恩来曾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设想：我们与国民党，准备搞几个君子协定，长期合作，不搞两党交替（执政）。长期合作的办法是：1.保持政府以外的两党协商（政协可普遍化，遇有争论即协商）；2.联合选举；3.公开说明1／4否决权，备而不用；4.有效地参加政府，不仅今天，宪法实施后亦如此（《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4 期，51页）。）。次日，延安电告陈毅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56页。张治中于3月初随军事三人小组巡视到延安时， 毛泽东曾对他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750页）。 可见中共当时确有将中心移至苏北并参加政府之意。）。6日， 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参加国民政府和行政院成员名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几全在其中（注：《周恩来年谱》（修订本），659页。 中共提出八人参加国民政府，四人参加行政院，除周恩来力争行政院副院长外，还要求交通、经济两部长。周恩来解释中共之所以要求这两部，一是国防、财政、外交等重要的部国民党不会同意，二是这两个部多是和美国合作， 可以使国民党放心（《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362页）。）。7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西西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为此，“中央决定暂时与国民党成立宣传休战，停止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册，72-73页。）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喉舌《新华日报》因此连续发表社论，对国民党实行政协决议寄予希望。2月上旬的大约10天时间里，中共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和部署迭出，表现出对国共关系和中国发展前途前所未有的乐观。此时中共对于形势的估计，一方面是认为蒋介石处于国民党左右两派之间，将蒋定位于中派，认为经过斗争，有可能争取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主；另一方面是对美国的作用估计过高，认为美国可能压蒋接受民主改革。然而从以后的事实看，国民党内对政协分为两派意见是确实的，但蒋并没有居其中，而是基本站在反对派一边，美国的态度亦不会离开支持国民党的基本立场（注：在马歇尔来华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明确指示，即使蒋介石在建立多党政府等民主改革问题上不让步，美国仍应继续支持蒋（FRUS,1945,Vol.7,pp.767-768）。）。因此， 中共当时对于形势的判断确实不无过于乐观之处。
    由于中共与国民党长期的对立，双方缺少基本的互信。因此，即使中共在政协前后一段时间里对前途较为乐观，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尤其是对于军队整编问题相当慎重，因为军队是中共在国民党压迫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基础，政协会后中共党内反应较为强烈的也是军队问题（注：据时人回忆，“此刻，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确切地说，是有点混乱，各种议论纷纷不一。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缩编我军为二十个师的问题……对此简直有点想不通，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情形颇为近似”（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5页）。）。2月2日，中共书记处会议经过讨论后认为：“政协成功很大，整个和平民主趋势是确定的。但民主化的具体过程与结果还没有看到”；民主化过程必然很慢，“还须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对整军问题要慎重，目前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明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我们的发言权即降低，即成为民主同盟”，“民主化就反而没有希望”（注：《任弼时年谱》，508页。）。整军谈判开始后，马歇尔提出国共军队混编方案，引起中共的疑虑（注：2月11日，董必武和王若飞就整军谈判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失掉军队就失去一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控制在手；力争和平，避免内战，但又要有不怕内战的准备；力争全国和平民主统一是在不丧失解放区政权及军队根本上的统一；马歇尔的整军计划是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军队；国共军队合编及分驻计划有使我们军队被化掉的危险。毛泽东批示：“此意见书所取立场及态度是正确的，因而是可以预见与预防将来之危险的”（《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45页）。）。2月12日，中共中央在讨论整军方案时，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但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中共的独立性，认为：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刘少奇认为，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性，国民党是不会使它的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化的，在这一点上不可有幻想（注：《毛泽东年谱》下卷，56-57页；《刘少奇年谱》下卷，20页。根据政协决议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的原则，经过谈判，2月25 日国共达成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18个月内政府军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缩编为10个师，合编为20 个军， 并规定了各军的配置地点（《新华日报》1946年2月26日）。自抗战中后期起， 军队问题就一直是国共之间争执不下、最难妥协的关键问题之一。整军协议的达成是继政协决议之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又一大步。）。2月下旬各大城市发生反苏反共游行，中共认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撕毁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挑拨中苏、美苏邦交的法西斯阴谋充分暴露”，要求“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虽然中共指示此一反攻“不要一般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6册，83-84页。），但也表明中共在政协闭幕之初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有了变化。国民党的举措使国共双方的怀疑和猜忌进一步加深，政协会后的和解气氛进一步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