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政协决议的程序，应该首先改组政府，议定宪法草案，再由改组后的政府召开国大，通过宪法。但由于在宪草和改组政府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其他问题更无法列上议事日程，政协决议的实行无形停顿。而国民党此时却摆出一副急欲改组政府、召开国大的姿态，催各党派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以对外界宣称“还政于民”，“把政府的样子弄得‘民主’一些”，“对外可以弄得到美国的大笔借款，渡过难关；对内则塞住各党派的嘴巴”，体现其执政的合法性（注：《消息半周刊》2期，3页。）。中共深明国民党之用意，不提委员及代表名单，并揭露国民党政权之独裁与不合法。3月30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 中共代表团声明：鉴于二中全会违反政协决议之混淆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国府委员名额等争议未决，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4月15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召集各党政协代表座谈， 要求各党提出国大代表与国府委员名单。但是国民党提出中共与民盟合占国府委员12名的方案，被中共认为“决无考虑之余地”。21日，中共代表团正式通知国民党代表：中共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注：《新华日报》1946年3月31日、4月23、24日。）。
    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原订5月5日召开国大的计划成为不可能。在蒋介石召集国民党政协代表讨论应对方案时，孙科、王世杰、邵力子等认为，“中共等不参加国大，则召开国大徒然促成大决裂，于党于国无益，不如暂时不开会”；陈立夫等仍主张只要能拉入青年党等参加，“则即中共不来亦应开会”（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6卷（上），113-114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610页。）。 但此时正值国民党筹备还都，召开国大本已面临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因此蒋介石决定将国大延期，表面显示为尊重各党派意见，实际表示其以国大实现政权合法化、整合全国人心的企图失败。从此，政协综合小组会和宪草审议委员会再未举行，政协决议实际被束之高阁（注：政府改组既然难产，为改组后的政府制订的《和平建国纲领》便成了无本之木。军队问题是国共争执的关键问题之一，国共关系既已恶化，整军协定当然也无法实行。）。而国共军队已在东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关内形势亦渐趋紧张，内战危机笼罩着中国大地，如何制止战争成为国人关心的最迫切问题，政协决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化问题反倒日渐淡出国人的视线了。
    1946年早春的中国民主化进程，终在国共全面内战的枪炮声中至于终结。概而论之，政协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提供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当时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战后国内人心望治，国际冷战将起未起，造就了政协及以其为开端的民主化进程。但是，实施政协决议的契机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可谓稍纵即逝，而在政协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曾经希望经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国民党囿于由一党独尊的“训政”而一党主导的“宪政”的统治理念和自身执政的既得利益，漠视此一民主化契机之不易，动摇反复，使国共两党间的疑虑一度消解后重又加深，终至政协为中国打开的民主之门重又闭上。国共两党，各有各的代表利益，由于长期对立，缺少互信，又各有武装，和平既不可行，便由局部冲突之星星之火化为全国范围燎原之内战。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而言，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想法与实践不绝如缕，但中国从来就缺少养育这种制度的思想土壤与现实环境。政协前后的民主化进程，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较为特殊的一次，它是在国共两党泾渭分明的政治分野以及长期武力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其可行性较之以往更少，失败亦更速。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说过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文集》3卷，192页；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260页。）因此一言以蔽之， 对于国共两党而言，政协最终不过是提供了又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根本的结局仍要靠战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