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启蒙史学，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前半期在西方屡遭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否定、抨击和嘲讽。20世纪兴起的“批判历史哲学”诸流派也对它大加挞伐。直至近40年来，随着西方史学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当代许多新颖的历史学观点，启蒙学者早已提出并曾运用于研究。启蒙史学因而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代表勒高夫将西方现代“新史学”的出现追溯到启蒙运动，说“伏尔泰已确定了新史学的大纲”①。有的史学家承认，“近代的历史科学观念起源于启蒙时代”②。不过，当代西方学者对启蒙史学的肯定，大多出于宣传现代“新史学”的需要，而启蒙史学的许多精华却被否定或遗忘。因此，深入探讨和详细阐述启蒙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世界史学发展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是在同封建教会史学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的。18世纪的启蒙史学，批判地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进步史学的宝贵遗产，创立了新的历史哲学，对后来的资产阶级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第一次挣脱中世纪的精神枷锁，抛弃基督教神学历史观，以复兴古典史学的形式，开辟了西方史学的世俗化进程。人文主义史学注意革除中世纪史学的编年史体例和粗俗、干瘪的文风，形成了按重大时期组织史料进行夹叙夹议的近代史学体例和生动活泼的文风。人文主义史学确实带有近代史学的某些特征，可以说跨出了迈向近代史学的第一步。但是，近10年来我国发表的某些史学史论著，简单地将人文主义史学认定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却未免过高估计了人文主义史学的发展水平。当时的资产阶级尚未从一般城市市民中分化出来，政治上非常软弱。与此相适应，人文主义者大都在罗马教廷或城市贵族荫庇下从事创作，只是以歌颂现世生活和漠视神学教条的形式表达他们的世界观，并没有公开地打出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人文主义史学家过于崇拜古典文化，对古代著作中的宗教迷信深信不疑，因而不能将反宗教迷信的斗争深入到底。人文主义史学家还欣赏和模仿古代罗马史学的修辞学文风，片面追求史学的艺术效果，偏爱描写战争、政治纷争的有趣情节，不大注重史实真伪，不愿研究历史理论问题，没有形成与神学历史观相对立的历史哲学。17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史学专注于修辞学的倾向日趋严重，终使它走向衰落。因此，这种史学始终只停留在近代史学的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真正的近代史学③。
    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打破了封建天主教会的一统天下，提高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教会的民族化激发起各国的民族意识；宗教战争和没收教产使寺院珍藏的大量历史文献流入俗界学者之手，这一切都有利于近代史学的成长。然而宗教改革对近代史学的成长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新旧两教派的论战都利用历史来证明本派的教义符合基督教的真谛，致使宗教信仰问题再次成为史学的中心内容，神学历史观重新泛滥，文艺复兴时开创的史学世俗化过程遭到严重挫折。
    教派史学在论战中注意引证历史文献来驳斥对方，从而把史学界的注意力引向文书考证方面。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在17-18世纪形成了所谓“博学派”史学。这派学者作了大量文书考据工作，形成了一系列考据原则，为近代史学做了史料批判方法的重要准备，从而把历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现代西方某些学者因此称博学派史学为近代史学的开端④。但这仅仅是从史料批判方法的角度来判断近代史学成就的。博学派专注于中古早期文书考据，提倡“为研究而研究，唯一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的学风，鄙视叙述性历史著述，尤其拒绝写近世历史，将史学引向远离现实的象牙塔，而且在他们的考据中渗透着对中世纪制度和教会的景仰之情。这种史学本质上适应了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需要，因而不能把它视作近代资产阶级史学。
    就在博学派史学盛行的同时，从17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开始用新的宇宙观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笛卡儿针对宗教迷信提出了理性万能、理性至上的口号；波当、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等人要求按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的模式建立“关于人的科学”。由此提出理性决定论、历史进步观、世界历史整体观等新的历史学理论⑤。但是，这些被称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完全脱离具体的历史，是按照几何学的方法，从一些公理出发演绎出来的。这些理性主义思想家大都对历史抱极端怀疑的态度，认为历史只是一堆真伪难辨的乱麻，人们无法对它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说明，现有的历史不过是后人的伪造。因此他们大都鄙视具体历史研究。个别学者，如格老秀斯虽写过具体历史之作，却没有运用新的历史学理论。可见，17世纪的理性主义只是为近代史学作了理论准备，也没有形成近代史学。
    总之，到启蒙运动兴起时，人文主义史学因沉迷于修辞学而衰微，博学派钻进单纯考据的死胡同，掌握先进理论的理性主义者拒绝研究具体历史，由此形成先进理论与史料和修史三者脱节的局面，妨碍近代史学的最后形成。与此相反，17世纪末法国教会史家鲍绪埃在他的《世界史论》中却能将具体历史研究与神学历史观和理性主义论证形式结合起来，编织出空前庞大而周密的世界历史体系。该书成为18世纪前半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著作，成为资产阶级史学形成过程中的大敌。战胜封建教会史学并确立资产阶级史学在史坛的统治地位，便是当时进步史学家们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启蒙史学就是在这种史学环境中产生的。它在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归结起来就是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基本完成了战胜封建史学的任务。启蒙史学的历史地位就在于此。
    启蒙学者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任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较正确地对待以往的成果，即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先进历史学理论和怀疑批判精神，抛弃了17世纪先进思想家对待具体历史的鄙夷和否定态度；重视历史研究，把历史当作反封建、反迷信斗争的重要武器。启蒙学者承袭了人文主义史学的世俗化方向和人性论思想，注意克服人文主义史学的浮华学风；他们注意利用较可信的史料和博学派的考据成果，坚决反对脱离现实的单纯考据，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孟德斯鸠批评博学派只是“微不足道的编书匠”⑥。伏尔泰强调历史研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马布里则认为，历史是对公民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学校。启蒙史家在一定程度上把先进理论与史料和历史结合起来，产生出诸如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简称《风俗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大卫·休谟的《从尤利·凯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罗伯逊的《美洲史》和《苏格兰史》、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等一大批有较高学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史学名著。此外，孟德斯鸠、卢梭、杜尔果、马布里、孔多塞和百科全书派某些著作中也包含丰富的历史内容。正是这些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与封建教会史学相对立的新型史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