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建立新的历史哲学外，启蒙史学最突出的贡献是为拓宽史学视野、建立新的世界历史体系而作出的革命性尝试。这就是启蒙史家提出的文化史观。
    自古代修昔底德以来，西方的史学视野一直囿于政治、军事、宗教领域，并局限于地中海地区和西欧的狭小范围。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大开眼界，有关描述新大陆、新民族和新文明的书籍风靡一时，其内容涉及各地的河海山川、民族人种、社会经济、历史轶闻和殖民者的活动，第一次突破了狭隘的政治史框架，并为史前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启蒙学者们在克服“世界人性一致”的观念与地理大发现所揭示的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强调理性具有自我解放的力量的同时，承认自然界和社会环境对人类进步的作用，由此形成了由理性、风尚和环境三者结成的“文明”或“文化”的观念。17世纪理性主义者已承认除欧洲文明外还存在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明，17、18世纪之交出现了要求按这种观念研究历史的主张。法国启蒙运动先驱者皮埃尔·贝尔和德·封特奈尔就呼吁历史家，研究各民族不同风尚的演变和“人类精神的历史”。费内隆也要求对社会制度的发展作更全面的研究（20）。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启蒙史学家伏尔泰最先确定了写作文化史，即人类精神史（21）。
    所谓人类精神史并非狭隘的思想史，而是包括人类一切活动和成果的文明发展史。伏尔泰为这种新型史学规定了明确的目的和任务：“历史家的任务不是绞尽心思地去查明在野蛮荒谬的时代一个碌碌无为的君王是在哪一年接替了另一个碌碌无为的君王，而是要用改变了一些国家的风俗和精神的历史变革来充实人们的头脑”（22）。他还说：“我想要知道的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类型，人们的家庭生活和他们创造的技艺。”他的《路易十四时代》虽然仍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内容，但却辟有专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社会经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章节，被后世誉为“第一部描述一个民族生活全貌的著作”。他的《风俗论》进一步摆脱了政治史框架和基督教世界的局限，试图从人类史和文化史的高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研究，这部书被后世赞为“第一部真正的文化史”（23），成为启蒙学者治史的典范。
    启蒙史学的文化史观贯穿着对政治军事史的鄙视和对文化学术的高度赞扬。伏尔泰认为，战争和政治阴谋手段只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暂时作用的因素，它将被人们遗忘而从史册中消失，良好的法律和科学技艺的不朽成果却能与世长存（24）。他甚至写道：“一座联接两个海洋的运河河闸、一幅沧桑的油画、一部优美的悲剧和一个新真理的发现都比所有宫廷实录和所有战争记述珍贵千百倍。”（25）基于这一观点，伏尔泰把文化学术的盛衰作为评价历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世界历史上只有四个时代值得重视。这就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并表现出“人类精神崇高伟大”的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文艺复兴和路易十四时代，而且他不是以1643年路易十四的即位，而是以1635年巴黎科学院的建立作为路易十四时代开始的标志（26）。
    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不仅重视精神文化史，也注重物质文化史。他的《风俗论》一书既论述了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贵族和王权的起源，更广泛地涉及了意大利的早期城市及其同东方的贸易、英国与佛兰德尔的羊毛交易、中世纪欧洲币值的变化、15世纪以来的欧洲海外殖民及其对宗主国的价值、美洲金银大量流入欧洲而引起的价格革命等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并肯定了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该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十字军东征并非出于崇高宗教动机，而是出于劫掠的欲望，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革命和法国的福隆德骚动都部分出于经济的动因（27）。伏尔泰甚至认为，使治国者认识经济财政在政治军事中的重大作用，是历史学的一大功用。他举例说：“伊丽莎白女王用以抵抗强大的腓力浦二世的唯一手段是英国的商业和灵活的经济，她的100艘用以抵抗无敌舰队的船只，有1／3是英国的商业中心提供的”（28）。
    伏尔泰的文化史观在启蒙时代影响很大，成为一股潮流。休谟指出科学和艺术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认为15世纪科学的太阳冉冉升起，才使欧洲脱离千年野蛮状态。他写的《英国史》中就有不少关于科学文化的内容。德国启蒙史家摩塞尔所著《奥斯纳布吕克史》，将德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放在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构成的总体中考察，认为历史的发展乃是各种经济因素与变化中的各个阶级相互作用的结果（29）。德国艺术史家克尔曼写的《古代艺术史》一书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该时代整个文化的产物，因此只有研究艺术与同时代文化活动的联系，研究社会经济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该书主要论述的是希腊古代艺术，同时也广泛地论及了古代希腊的地理、人种、宗教、风尚、哲学、文学和政治等方面，首次将希腊艺术与希腊古代文明结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著作（30）。
    启蒙时代德国哥丁根学派历史家比其他德国历史家更推崇文化史观。该学派创始人伽特勒抨击了以往的史书只是罗列王朝的名称、诸侯的选举和各邦间的战争。他认为，“历史不只是君王们的传记或王朝更替、战争和战斗的年表”（31）。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施洛泽尔明确地指出，世界史不应限于记述政治事件，不能以帝王世系为中心，单纯罗列人名、地名和年代，而必须记述文化的发展，研究人类的各种发明、发现以及它们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历史才能展示人类的发展进程（32）。
    除了用文化史取代传统的政治史外，启蒙史家还试图将历史研究的范围从欧洲扩展到整个世界。他们主张，应公正地评价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建立包括东方民族在内的新的世界历史体系。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是教会史家鲍绪埃在《世界史论》中提出的世界史体系，这个体系以上帝为世界历史的主宰，以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文明起源为世界历史的开端和中心，其范围限于地中海沿岸和欧洲。因此，要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就必须打破鲍绪埃的世界史体系，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伏尔泰。
    伏尔泰历来把东方看作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对中国文明尤为景仰。《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专辟一章，驳斥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礼仪的攻击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热情赞扬中国的治国方略和伦理道德。《风俗论》则针对鲍绪埃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史体系。该书尖锐地指出，鲍绪埃的《世界史论》充满了“伪善、欺骗和谎言”；鲍氏“写作此书的唯一意图是要说明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犹太民族而发生的”；“这位雄辩作家在写到阿拉伯人时明知他们有强大的帝国和兴旺的宗教，却把阿拉伯人比喻为洪水猛兽”（33）。伏尔泰还力图说明欧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东方文明发展起来的。因此，书中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中国、印度、伊斯兰等文明的发展，如探讨了印度文明起始的时间和印度的人种风俗，论证了基督教神学起源于印度古代神话，分析了印度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