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论》一书对中国文明尤为重视。为了说明中国文明比犹太文明更悠久，该书头两章专写中国历史。其中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人口数量，记述了中国的工商业和财政以及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演变，赞扬万里长城、天文成就和指南针的发明等。书中还以肯定中国的行政管理和科举制度来否定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混乱和贵族世袭制，以对儒教的宽容精神和仁义道德的赞誉来鞭挞基督教的偏狭和暴虐（34）。该书记述的范围远达日本和南美印第安文明，充分表现出伏尔泰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历史。只是由于当时欧洲史学界对欧洲以外的各国历史了解甚少，才使他对这些国家历史的论述缺乏准确性，以致明显地将中国封建制度和儒教理想化。尽管如此，伏尔泰大胆否定教会史学试图建立一套新的扩及整个人类的世界史体系，仍是难能可贵的。
    伏尔泰的新型世界史整体性思想得到了哥丁根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施洛泽尔在《世界史纲》和《世界史演讲集》中，对18世纪前半期英国史学界集体编写的《从远古到现代的世界通史》38卷本巨著的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该书采用的分国、分地区的体系只能算是国别史的汇编，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史。他认为，世界史是一种新型的历史即人类史，人类本身是一个整体，世界史也应该具有整体性，这样才能说明整个人类的发展（35）。施洛泽尔特别强调，世界史应该包括“世界上已知的一切国家、一切地区、一切时期和一切重大事件”，“说明人类的起源、进步和衰落”。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的人类史，才能“为心理学、自然科学、政治科学和其他一切学科提供例证”。施洛泽尔还指出：“研究世界史就意味着对世界和人类各次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联系进行思考，以便对今天的世界和人类有一个基本的估计”（36）。
    哥丁根学派还为重新确定世界历史的分期作出了贡献。对世界历史进行统一分期，始于罗马帝国末期的教会史学。这种分期主要依据圣经故事，如奥古斯丁根据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的故事将世界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奥罗修斯则根据《圣经·但以理书》中“但以理梦见海上先后涌出四个怪兽”的故事，将世界史分为四个帝国时期。此分期法在中世纪进一步完善而形成四帝国体系，即认为世界历史只经历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四个帝国，而中世纪则是罗马帝国的继续，从而抹杀了古代与中世纪的区别。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首次提出了“中世纪”的概念，人文主义艺术史家瓦萨里在《艺苑名人传》中将欧洲艺术史划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两大时期。17世纪末荷兰历史家凯勒尔著《世界通史》，以公元306年君士坦丁帝即位和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两个事件为分界线，将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从而奠定了近代的“历史三分法”。但是这种分期法长期内仅被艺术史家采用，未能在世界通史中推广。宗教改革时期教派史家推行以一个世纪为一个时期的僵化的“世纪分期法”。鲍绪埃的《世界史论》则以9世纪查理帝国为界，将世界史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又根据圣经故事和希腊罗马的历史片断，将古代史划分为12个时期。鲍绪埃的历史两分法抹杀了中世纪与近代的区别，较之历史三分法是一大倒退。然而这种分期法却在18世纪十分流行。
    哥丁根学派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重新采用了长期被埋没的历史三分法并作了一些革新。伽特勒不以君士坦丁帝即位和君士坦丁堡被攻陷这类政治事件为依据，而以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作为划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线，较之凯勒尔的三分法前进了一步。施洛泽尔继承了伽特勒的分期法。赫伦则更进了一步，他不以历史上的某个孤立事件为标志，而以15世纪末的一系列科学发明和发现作为划分中世纪与近代两大阶段的原则，从而突出了科技和经济变革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经过哥丁根学派的努力，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历史三分法在西方史坛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最后，启蒙史学家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提倡写作人类史、文化史，注重研究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与此相适应，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也做了较大的改进，即注意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概括、对比和分析，革除了传统史学单纯描述事件的陈规，将叙事与分析结合起来。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是第一部不着力叙述罗马历史过程，而对罗马社会进行分析的著作，虽然它的篇幅较小，却开创了近代史学采用社会分析法研究历史的先例。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则以哲学家的眼光对中世纪欧洲和17世纪法国的大量社会政治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罗伯逊的《查理五世时期史》一书的导论，对欧洲千年中世纪史进行高度概括性论述，后世评论家认为，在对历史潮流进行精辟的概括方面，只有19世纪法国史学大师基佐的《欧洲文明史》能与此相媲美（37）。
    启蒙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很注意对不同民族、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罗伯逊在《美洲史》中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与多瑙河两岸的古代日耳曼人进行比较，指出了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广泛地比较分析了当时欧洲人所了解的几乎一切国家的地理环境、人的精神风貌、政体形式和历史发展，指出了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政体形式。由于他的分析是依据极丰富的历史材料，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所以后世学者认为孟德斯鸠是第一个对社会历史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人，是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先驱（38）。此外，启蒙史家大多注重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注意分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集体心理状态。由此我们看到了现代比较史学和心理史学方法的最初萌芽。
    在史料的搜集、鉴别及运用方面，启蒙史学较之以往史学也有明显进步。伏尔泰为写作《路易十四时代》，参阅了约二百种历史文献。吉本为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研究了有关罗马帝国历史的几乎一切拉丁文出版物以及大量古文物、古钱币和碑铭。由于该书资料丰富、准确，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罗伯逊为写《美洲史》，亲自到美洲和欧洲各国（包括俄国）搜集资料，该书因而成为16世纪以来学术价值最高的有关美洲史方面的著作。哥丁根学派在搜集和整理史料方面贡献尤大，他们不仅注重研究古文书学、谱系学、纹章学、钱币学等，还提出了诸如手稿的校勘、原始版本的复原、史料真伪的鉴别和探源等一系列原则。此外还提出了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历史文书的任务，18世纪末德国语言学家沃尔夫在《荷马导论》中首次运用此方法，对荷马史诗的起源和演变作出精辟分析，为19世纪盛行的史料批判方法开拓了道路。
    启蒙史学虽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还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但它在历史哲学、历史学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终于创立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型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这种具有鲜明反封建性的史学不仅有助于新兴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制度，而且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