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伯多禄大殿一侧是教宗宫殿，每逢大典或者每礼拜天中午十二点正，教宗亲自站在窗边向广场上的朝圣者和听众讲话，那时必是人山人海，一片欢呼。教宗宫殿后面的大片屋宇，便是闻名于世的梵蒂冈博物馆。与鲁孚宫的丰富多彩不同，该博物馆的作品以宗教题材为多。同时，历代教宗很注意牛集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雕刻作品，约有数千件之多，著名的“拉奥孔”便在这里。梵蒂冈博物馆以西斯廷（Sistina Capella）小圣堂的壁画最为著名。该堂长仅133英尺，宽45尺，虽然不大但很重要，它专为教宗私人行礼之用，现在教宗之选举以及每年圣诞节教宗为外交使团主持的弥撒，均在该堂举行。西斯廷圣堂两旁墙的上面，都是佛罗伦萨画家所绘的装饰。天花板上的《创世纪》，则是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大手笔。多年以后，米开朗基罗又在正壁上画下了“最后的审判”，画上有着密密麻麻的尘世人群，围绕着基督，令人敬畏和至高无上的基督在向人类发出最后的审判，天使吹响了号角，浑身颤抖的人群走向了最后的因果报因之地。
    梵蒂冈城国的另一个特别地点是梵蒂冈秘密档案馆，这里须有教廷颁发的特别许可证方能入内。档案馆座落在教宗宫殿后面。乘电梯上楼以后，在通往贮藏室的走廊上，有三幅灯箱画，其中两幅与中国有关：一是元朝来华的方济各会士罗布鲁克写给教宗的信，二是南朝皇太后王烈纳与太监庞天寿派遣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呈送教廷的上书，可见教廷对中国问题的重视。教廷国务院和各圣部的文件均可由汽车送往档案馆大厅，然后归档。每年新增的文书架长达一公里左右。教宗保禄六世建造了一座地下室，在地下深二十米处，分上下两层，采用三道框架制，可以存放的文件长达五十四公里。从13世纪开始，教廷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开始有系统地收集文献。15世纪时，梵蒂冈附近的天神堡曾被辟为档案室。1817年迁到宫中。从上世纪末起，该档案馆汇集了教廷国务院秘书处的近代档案、教廷最高法院枢案、梵蒂冈第一、二次大公会议档案和教廷各大使馆档案。该馆的第一至七四书柜中，则收藏有教廷最古老而珍贵的文献。目前，该档案馆的开放期限为1922年以前。
    目前梵蒂冈拥有公民约千人，其余的只是居民而非公民。所谓公民也是法律上的而非实际的，而且许多人因城区狭小而居住罗马城区。梵蒂冈的居民身份不是从一般国家或民族意义上讲的，而是在教廷执行某一任务的特殊身份。如果他们离任或离境时，即恢复其原国籍。官方语言为拉丁语和意大利语。
    教宗（Pope）为国家元首。教廷最高谘询机构为“枢机团”（Sacred College）。枢机团的成员有选举和被选举为教宗的权利。教廷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称为国务院（Secretariate of State），设国务卿一人，副国务卿二人。教宗向各国派驻有宗座大使（Apostolic Nuncio）、宗座公使（Apostolic Internuncio）和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教廷处理教务的总机构称为“罗马院”（Roman Curia），共设有十一个部，其中重要的有圣职部（Congregation of the Holy Office）、御仪部（Consistorial Congregastion）、圣事部（Congregation of the Sacraments）、监察部（Congregation of the Council）、修会部（Congregation of Religious）、传信部（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典礼部（Congregation of the Rites）和东方教会部（Congregation for the Oriental Church）等等。这些圣部以外，另设三个法院以处理教友良心上的秘密案件，计为圣赦院（Apostolic Penitentiary）、圣轮法院（Roman Rota）及最高法院（Supreme Tribunal of the Apostolic Signature）。
    城国的内部安全和治安由两种人维持。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撤销了御前卫士和宫廷卫士，并把警卫队和骑警队改为维持秩序的治安人员。他们身穿浅蓝服装、头戴高帽，胸佩铜扣，值勤站岗。城国内的部队为瑞士卫队，入卫者均为瑞士虔诚的青年教徒，这支队伍由教宗儒略二世于1506创建，他们至今仍身穿色彩鲜艳的服装，这是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他们手持古戟、气宇轩昂，成为人们摄影的对象。
    梵蒂冈拥有自己的货币、银行和邮政系统。它也有自己的电台，用33种语言播音。第一座发射塔建立在梵蒂冈花园里，1931年2月，教宗庇护十一世，在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的亲临下，举行了电台揭幕式。后来，教廷在罗马城外十八公里处获得一块四百公顷的土地。于1955年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电台发射中心，那里矗立有一座高大的通讯主保圣嘉卑尼厄尔天神立像和一座高九十米的十字架，从此声被遐迩，响彻全球。神像《罗马观察家报》是梵蒂冈的官报，创刊于1861年，1930年起在梵蒂冈城区印刷，小标题是“政治性、宗教性日报”，除日报以外，另有意、法、德、英、葡、西六国文字的周刊及波兰文月刊一份。罗马教廷在梵蒂冈城国以外的罗马城市中还有一些机构和学校，它们受梵蒂冈治外法权的保护。其中有拉特兰大殿、圣玛利亚大殿、圣保禄大殿、教廷掌玺处、秘书处和天使堡；另外还有宗座格里高利（额我略）大学、宗座乌尔班大学、宗座圣经学院、宗座拉丁文高等学院、宗座圣乐学院等等。还有教宗良十三世于1879年创立的罗马圣多玛科学院和1801年成立的天主教科学院。
    三、梵蒂冈的国际地位
    在国际法方面，很少有学者否认教廷的国际地位及接使与派使的权利。但在政治方面，教廷在国际间的地位和权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
    中世纪的时候，教宗国享有很高的权威。但到了15～16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越来越高涨，国王的权威增高，有些政治家便主张王权高于一切，在国王的权威之下，不能允许国外的另一个权威在其国内行使权威。他们将罗马教宗视为国外的主权人，国王不能让他管理国内的教民，更不能与他交换使节。于1509年即位的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ⅤⅢ 1491-1547）即是一个典型。他与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结婚。当时英国正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1527年他以无嗣为由提出要与凯瑟琳离异，罗马教廷不予批准。亨利于1533年宣布与教廷决裂，宣布英格兰国王取代教宗成为英国教会的领袖，教宗无权任命神职人员和决定教义教规。近代以来，王权衰落了，自由主义的学说兴起。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家认为，天主教乃是一个社会团体，受国家宪法的保障，天主教不能享有国际法人的地位，本国教土或教民必须服从宪法而非享有特权的公民。在法国大革命中，正是根据这个原则，国民制宪会议所属宗教事务委员会于1790年7月通过了《教土的公民组织法》，将神职人员纳入国家的轨道之中。它规定主教由省级选民选举，由总主教祝圣，无须请求教宗批准。本堂神父则由地区选民选出。当时教宗庇护六世在次年公开指责《教土的公民组织法》，认为它否认了教宗的首席权并触犯了天主教法典，国民议会则将法国境内的教宗领土并入法国版图。在1904年，法国政府曾以政教分离的名义，宣布中止与教廷的外交关系，并于次年没收教产，停止每年度给教会的津贴。
    对于教廷在国际事务中地位，天主教会持有自己的观点。天主教会认为，基督规定了教会超世的宗向，并赋予教会以指导和统治权，教会的权利，来自于天主的赋予，正如国家的主权也为其自有的主权，不是由另一个团体或个人所赋予的。因此，天主教会在主权上是自立的社团，与国家平等，是一个国际法人。天主教会独立的元首教宗，可以派遣使节，也可以接受使节，教宗行使这种权利，已成为国际的惯例。早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时代，由于皇帝本人迁都东方，建都君士坦丁堡，让教宗建都罗马，教宗为了和罗马皇帝商洽教务乃派使节驻君士坦丁堡，这就是教宗派使的开端。5-8世纪期间，也出现过教宗使节，但那只是出席某一特定宗教仪式或王室庆典而派遣，使命完成以后即终止。教廷派遣的常驻外国的使节始于十六世纪，1500年，教廷派驻威尼斯侯国大使肋奥尼尼（A. Lenini）为最早，随后奥地利、德意志、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相继设立了宗座大使馆。
    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罗马教宗之所以有权派使接使，就是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不是因为他是一教之主。故而，当1870年罗马被意军占领以后，教宗失去了国土，美国就撤去了驻教廷的使节，直到如今，一些美国人仍不主张与教廷通使，尽管《拉特兰条约》以后，教宗又成了梵蒂冈的君主。但是，从根本上说，教廷不仅仅是梵蒂冈城国的政府，教宗派使也不仅仅是以梵蒂冈国君的资格，而是以天主教会之主的身份。在教宗失去了罗马以后，直到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成立，其间有半个世纪之久，那时教宗没有寸土，但教廷与欧洲及南美诸国继续通使订约。教宗不必有国土才成为国际法所承认的独立主权的元首。世界上宗教甚多，惟独天主教会有独立的主权，为法学上所称完全的社团。这一种特殊的事实，从《拉特兰条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德国、西班牙等十三个国家与教廷交换大使。与教廷互换公使的有英国、南斯拉夫等二十四国，中国也在其列。
    各国政府在主权上，虽然和天主教会一样同为自主的社团，但是在主权的目的上，两者各不相同。国家政府主权之目的，在谋求国民现世的福祉；天主教会宣称其主权的目的在谋求教民永生的福利。现世的福利为社会中的事物，永生的幸福则属于超性的事物。因此国家和天主教会两者的主权所行使的对象，可以有同一个对象，可是两者主权所行使的范围，在同一个对象的身上又是各不相同的。照理论而言，国民的身份并不妨碍教民的身份，一个人可兼好公民和好教民而有之。历史上也确实有过许多良好的教民和教士，同时又是忠贞的爱国者：如英法百年战争中领导法国人民英勇抗敌的圣女贞德；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比利时的曼西埃枢机，他在国土沦陷以后，痛斥德国的暴虐，号召人民不承主德国在比利时成立的伪政府；又如中国著名的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和陆征祥在抗战期间的爱国史迹，都是彪炳史册的壮举。然而不幸的是，历史上往往也有政教不协和，甚至引发冲突的时期。如十九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普遍的反洋教运动，其部分的原因即为一部分西方传教士沾污了教会主权的纯宗教性，他们借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力量来规定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权利，混淆了宗教与政治两者的关系，使教会主权中渗入了政治的因素其结果是破坏了政教关系，既给国家，也给教会自身带来了损害。
    有鉴于此，在许多情况下，教会同国家之间便通过法律来调节两者的关系，即签定政教协定。从中世纪起，教廷就同欧洲各王国签定政教协定，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主教任命和向教宗缴纳贡赋。如11世纪，教宗与神圣罗马帝国为“主教叙任权之争”而签定的政教协定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教宗同拿破仑签订的政教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教廷基本上摆脱了自1870年意大利统一以来的低势，逐渐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教宗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在位期间采取了同世俗政权签定政教协定的政策，以各种形式协调天主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借以保护天主教会的权益，这一时期被称为“政教协定政策”时代。1922年5月，教廷同非天主教国家拉脱维亚签定政教协定，其中包括天主教的主教在就职前宣誓效忠国家的法律，这一条款在以后各国的政教协定中反复出现。根据协定，拉脱维亚首府里加设一总主教区。波兰于1925年2月同教廷签订政教协定，其中第二部分第十分条规定，所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神职人员不得担任教士职务，波兰政府对教士的任命持有否决权。根据协定，波兰天主教会分为五个拉丁教省、一个拜占庭教省和一个亚美尼亚总主教区。在法国，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在实践中行不通，1920年法国又同教廷恢复了外交关系，但根据协定，教宗在任命法国主教前要通知法国政府。1925年2月法国议会宣布法国与教廷双方同意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维持1801年的政教协定。在1929年意大利和梵蒂冈签订的《拉特兰条约》中规定罗马天主教主教的任命要有意大利政府和教廷双方共同决定，罗马教宗有权任命各级主教及教士，但意大利政府有从政治上对候选人提出异议的权力，主教要宣誓效忠国家，任何教士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国家保护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和精神权力，以及对公开礼拜和教会事务的管辖权。
    教廷通过外交活动和政教协定的方式维持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教会和国家双方都有各自的法律基础。《天主教会的法典》规定了教会在世俗社会的地位以及教廷对各国教会的训导权和管辖权。国家则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及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依照宪法的精神规定其自身对于教廷的外交关系。这种双方关系的法律确认只是双方调和的产物，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双方关系在某些方面的具体体现。随着情况的变化，罗马教廷与各国的关系及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也是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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