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上述注明“补蒲考”的史料就未被利用呢？并非如此。这些史料，其实是在其他论文--《关于唐宋时代移居中国的西域人》（下称《西域人》）中被利用了。虽然这篇论文刊载于1926年《内藤（湖南）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中，但其要点已在1924年12月的支那学会上以《关于中古时期移居中国的西域人》为题作过讲演。令人遗憾的是，讲演稿未能存留下来。据他自己说：“讲演以中古时期为主，即包括隋唐宋元。在本论文中……，则只限于隋唐时期。”（11）可见讲演时涉及的时代更为广阔。这个讲演是桑原通读《华化考》并为其写了书评之后进行的，可以推测会受到《华化考》较大的影响。果然，在《西域人》中，颇多征引《华化考》及其书评。特别是在“元代移居中国之伊斯兰教徒”一项中，作为“以任官讲学为目的，自西域移居中国内地，并永久归化者颇多”一事的证据，注云：“参看《元西域人华化考》下册十六、丁所引《麟原集》。”此处与上述“补蒲考”（3）及标有红点的地方一致。又在此前引用的元代许有壬《至正集》的文字，也是“补蒲考”（2）的红点标出者。虽然仅此两例， 但已表明《西域人》受到《华化考》的影响并作为《蒲寿庚之事迹》的续编。事实上，这篇论文和《蒲寿庚之事迹》一样，是一篇旁征博引中外史料并明晰论证的长篇力作，与陈垣的《华化考》堪称双璧，皆为东西关系之名作。这篇论文题目，中文译为《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甚为恰当。（12）《西域人》与《华化考》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由“桑原文库”所藏《华化考》油印稿本中窥知。因此，这部稿本可说是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再者，就我所知，这是在我国仅存的稿本，从这一点上讲，它就更为重要了。
    《心泉学诗稿》六卷
    本书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所收，现在很轻易可以看到。但以前在我国很难见到，只是通过《四库提要》知其尚有传本。因此，在《蒲寿庚之事迹》中，桑原写道：
    蒲寿宬有《心泉学诗稿》六卷，余尚未有缘寓目。陈垣从《蒲寿庚之事迹》一书中得知此事后，就抄写了四库本一部寄赠给桑原。桑原在《华化考》书评的末尾，谓于1924年初春得惠赠此一抄本，并表示谢意。（13）
    这部由陈垣寄赠的抄本，一帙一册，帙外题字乃陈垣亲笔所写，现存之帙也是当时同赠之物。在封面扉页写着：
    桑原骘藏先生惠存／陈垣敬赠十二年十二月这部抄本的开首，录有“提要”，然后是四库全书原本所无的目录一页。提要、本文均为每半叶12行，行23字，用励耘书屋的原稿纸抄写，全文标有句点，共计48页。全书绝无添注的文字，可见收藏者极为珍惜。仅有一处例外，即卷四第30页上，《题海云楼下一碧万顷亭》诗的上栏栏外，贴着一张附有记号的小纸片，意味深长。桑原接获此书后，迅即通读，想从中寻找补充《蒲寿庚之事迹》的史料。事实上，在《蒲寿庚之事迹》1935年增订本的“增补”一项中，有三次提到本书。其一是“四、蒲寿庚之事迹（上）”增补注（六），据作者遗稿所作的注云：“蒲寿宬之《心泉学诗稿》，有王舶使之名，需参考。”（14）王舶使之名，见于卷二的“五言古诗”：《舶使王会溪、太守赵见泰，九日领客枉顾山中，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韵十首》、《上舶使监丞王会溪》两首。其二是“四、蒲寿庚之事迹（上）”增补注（八），摘录了上述《题海云楼下一碧万顷亭》全诗。（15）这是作为《八闽通志》卷七三有关海云楼记事（16）的补充史料。因此，上述附有记号的小纸片，就是为了摘录而作的。其三是“五、蒲寿庚之事迹（下）”增补注（四），据校者补记，关于《心泉学诗稿》一项，注云：“补缺”，看来有日后订补之意。（17）“海云楼”之诗，曾在《华化考》的书评中被引用，因此，这些补记可能写于1924年。
    《钓矶诗集》四卷
    本书是宋遗民邱葵的诗集，其中有写给蒲寿宬的诗，所以陈垣把它和《心泉学诗稿》一并寄赠桑原騭藏。一帙两册。内外板式与《心泉学诗稿》完全相同，只是正义的笔迹不同。在封面之后插入的白纸上，陈垣亲笔写下了如下题词（手迹见下页）：
    钓矶诗集四卷，宋遗民泉州邱葵撰。葵为吕大圭弟子。大圭死于蒲寿庚之难。而本集卷三有与寿庚兄心泉倡和诗二首，卷四又有挽心泉居士诗。是葵对于心泉，始终无异词。然则“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之说，何自来乎？疑亦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云尔。敢以质诸桑原骘藏先生。甲子一月陈垣敬赠
    这是在日本迄未公开介绍的陈垣遗墨之一。文中“水声”云云之说，出自《八闽通志》卷八六所记佚事，是责备蒲寿宬狡黠的诗之一句。这在《蒲寿庚之事迹》的“五、蒲寿庚之事迹（下）”注（十三）“退隐后的蒲寿宬”一项中已被引用；《四库提要》卷一六五《心泉学诗稿》中亦曾引用。对于陈垣的质疑，桑原是如何回答的呢？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但却无从得知了。与《心泉学诗稿》一样，桑原对于本书亦极为珍惜，内文绝无添注之处，只是在有关蒲寿宬诗的地方，都夹了纸片，可知他确已通读一过。但是，这些诗并未作《蒲寿庚之事迹》的增补材料而使用。
    《钓矶诗集》，《四库全书》未收，传本亦极少，在我国只有东京静嘉堂文库有归安陆氏原藏的旧抄本。关于此书的流传原委，可据此抄本所附诸序跋而知。特别是卷首的陆心源的序文最为详尽。陆心源的《仪顾堂集》卷一九虽也收有本书跋文，但其文比序简略。从元初到明中叶，邱葵的诗集只有家传抄本。万历年间，邱葵的同乡林霍借阅后方始面世；林氏之师卢若腾进行校正并谋出版而未果。《贩书偶记续编》卷一三所云“钓矶漫吟，无卷数，传抄本”，大约即谓林氏抄本。（18）其后，康熙年间，邱氏裔孙国珽搜集其诗194首，分为三卷，以《独乐轩诗集》为名，予以刊行。但此非足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龙溪林国华重刊五卷本；道光三十年（1850），钱塘罗以智（字镜泉）用铁樵汪氏所藏旧抄本和康熙刻本校勘后合抄为一本，共收录诗274首。静嘉堂文库所藏即此抄本，附有罗跋并盖有“镜泉续过”方印。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的旧抄本，也是此一系统的。同治癸西（十二年，1873），邱氏裔孙炳忠将林国华重刊本与罗以智合抄本中的诗予以合并，由杨浚校正后刊行。此本共收诗346首，附录文3篇，首尾序跋8篇，分为四卷。这是邱葵诗集的定版。陈垣励耘书屋抄本即据此刊本抄写，也是我国所存唯一的本子。抄写时所用的原刊本的版式及所藏，均不得而知。（19）8篇序跋中，有一篇《邱吉甫先生传》。据此传可知，邱葵生于南宋淳祐四年（1244），卒于元朝元统元年（1333），享年90岁。
    以上介绍了陈垣赠给桑原的三部书，都是很珍贵的。特别是两部抄本，桑原撰写《蒲寿庚之事迹》时未曾见到，陈垣为此特意抄写并做了书帙寄赠桑原，可见陈垣是如何敬重桑原了。桑原非常珍惜地收藏，很快读完，为《华化考》写书评，或用为《西域人》的史料，或用为《蒲寿庚之事迹》的订补史料，以此来回报陈垣的友情。他们两人似乎未见过面，尽管如此，却结下了如此亲密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二人专业相同，还因为他们都具有广泛搜集史料、缜密考证的坚实学风。当时的中国学者称陈垣为“中国的桑原”（20），即是从二人的学风来看的。
    其后，两人一直维持着友谊。1930年，桑原的朋友、学生们为祝贺他60岁诞辰，编辑了还历纪念论文集，陈垣作为唯一的外国友人，寄来了题为《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的论文。这部《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于当年12月出版。翌年5月，桑原便走完了他61岁的生涯。因此，可以说两人的友谊始终未变。
    1990年于日本京都大学
    （香港大学冯锦荣译，暨南大学张其凡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