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经济结构，它对商品经济发展作用如何，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在前工业社会，不同的生产领域，其商品生产的属性也不相同。在农村，比较而言，粮食的商品生产属性最低。这是因为，除供家庭消费外，它还用于家庭生产生活的其他消费，如酿酒、饲料或贮存以备荒年之用。一般来说，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较少。除粮食自身所具的这种非商品属性外，生产规模与市场也限制了粮食向商品生产转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以粮为主的种植业经济结构，是一种超稳定的经济结构，可变性差。这一点，许多年前就有人做过专门的论述。与此不同的是，畜牧业、经济作物和以此为原料发展的乡村工业，则具有强于粮食的商品生产属性，易于走上商品生产的轨道。这是因为，建立在上述行业与粮食生产相结合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准稳定结构，其稳定性在于农业，可变性在于畜牧业、经济作物和以此为原料建立的乡村工业。后者的产品与粮食不同，它除供家庭消费外，还可作为工业原料，而乡村工业的产品则主要是为市场生产的。关键问题，一是经济结构中非粮食生产的部分，一定是面向尽可能多的消费者的普通商品，从而保证具有广大的市场。二是经济结构中粮食生产和非粮食生产的部分要各具一定的比例，这当然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或一个农民能养活尽可能多的粮食消费者为前提；第三，经济结构中市场容量大的行业要脱离家庭自给性生产的格局，并使之纳入商业资本控制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只有大体满足上述条件，农民的小生产才能演变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而商品生产的范围、规模扩大了，它自己就会扩大市场甚至创造市场，黄宗智所谓的能够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变迁的“质变型商品化”才会成为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
    那么，上述推论有无历史依据呢？或者说，它是逻辑的演化，还是被历史发展证明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征之中英18世纪的史事便不难得出结论。
    长期以来，中国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国家，畜牧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食品结构中肉食消费微乎其微，麻、丝、棉是纺织原料，以及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缘故。这就决定，中国不可能形成如英国那样的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不会走畜工贸一体化的乡村工业发展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封建时代的中国，没有可能建立适宜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实际上，18世纪的中国农村，生产的多样化已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以此为原料的乡村工业都获得前所未有的跃进。应该说，这同英国畜牧业和乡村毛纺织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从手工业原料来讲，英国以养羊为主，以羊毛作为呢绒工业的原料，而同期的中国以植棉为经济作物的大宗，棉纺织成为从业人员最多、产量最大的乡村工业。同时，如英国的呢绒工业一样，棉布已经成为18世纪大众化的衣被材料，是普通消费品，具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潜力。那么，同为建立在农村原料基础上的传统工业，为什么呢绒工业成长为英国的民族工业，而中国的棉纺织业却始终没有脱离小生产的范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工业呢（注：乡村工业应有相对严格的界定，指脱离农户小生产范畴，其产销过程纳入商业资本的监控之下，生产不是为满足家庭消费，产品主要行销于区域或国际市场的农村传统制造业。）？究其原因，恐怕在于18世纪中国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不利于后者发展。没有一定量的积累，就不会有值的变化。
    18世纪中国，粮食生产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经济作物在生产结构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据吴承明的研究，清前期，包括棉、桑、甘蔗、烟、茶、大豆、花生等在内的经济作物，约占耕地面积的10%左右，而90%左右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那么，作为明清普通大众主要衣被原料的棉花种植面积，不会达到耕地面积的5%，即不超过5,000万亩，按平均亩产20斤计，总产量不超过原棉1,000万担（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204页。）。这种经济结构来源于人多地少，粮食的劳动生产率低，但它反过来又严重制约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这时的经济作物还基本上是供国内消费，出口有限，因而不能获得更高的价格。自乾隆以来，因人口膨胀，粮食价格上升较快，经济作物的利益反相对降低了。因而从获利角度看，棉纺织业并不能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刺激（注：与此联系的是由于粮食的劳动生产率低，无论农民还是地主、佃富农的收益都受到制约，农民温饱难以维持，地主和佃富农也不可能从农业经营中获得丰厚回报。这大约就是舒尔茨所论的传统农业中资本的收益率低下的问题，它使传统农业贫穷落后，不能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为它限制了储蓄和投资，无法打破经济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参见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第5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存在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农村棉纺织业中，在其生产的主要过程即纺与织两个环节，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根据吴承明研究，直到邪片战争前，中国农村棉纺织业，基本上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上。在我国棉布主要产区的江南地区，因当地皆少种棉，纺织原料多由商人自外省运进，因而流行布棉交易（以布易棉或放棉收布），但并未出现商人垄断原料供应，割断生产者与市场联系，并最终支配生产的现象。从纺织业内部分工讲，由于受生产效率、劳动力结构、劳动收益等因素影响，农村棉纺织业中纺和织尚无分离，纺织工具进步迟滞，纺纱效率低，收益少，农户的收益主要来自织布，若单从事纺纱，只能补偿工食（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94页。）。不过，在早期近代社会，农村工业的扩张同技术进步似无必然联系。
    这一点可以英国为证。德国经济史家豪斯赫尔对此评论说，“亚当·斯密在1776年还认为，毛纺织业只进行了三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改进：用纺车代替了卷线杆、织布机上线完善和以漂洗机代替脚踏卷布工序。事实上这些早在中世纪已实现，因此数世纪以来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技术进步”（注：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第164页。），由此是否可以推断，与技术进步相比，生产方式和分工对英国早斯近代茅舍工业更具推动意义。
    18世纪英国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18世纪前中期，我们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材料，说明耕地与草地和牧场的各自数据是多少。但据保尔·芒图说，“在18世纪头60余年中，在小农耕地的减少之后，像在都锋王朝时代那样，跟着也是牧场的扩大”。耕地变为牧场主要是经济原因。A.扬在其1767年所著的《农场主的信》中指出，一个畜牧场比一个农场花费劳动力少而获利多。不少郡牧场面积占到一半或3/4。但从1765年左右，谷物价格上升，有利于农业经营，于是耕地变为牧场的运动才缓慢下来（注：保尔·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第136页。）。可以推想，这个时期，英国牧场面积可能到达历史的最高点。下面是1770年至1854年间不同作者和资料对英国同期耕地、草地和牧场面积的统计，转引如下表。
    除耕地与草地面积外，牧畜饲养的头（只）数，也可反映出畜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阿瑟·扬估计，在18世纪中叶，英国养羊25,589,754只。那么，这个数字的可靠性因没有其他资料证实，难以评判。但在当时，史密斯菲尔德是最大的牧畜交易市场，其交易量占全国1/4。以该市场为例，1732年羊成交514,700只，1750年为656,340只，1794年为717,990只（注：见阿什顿：《18世纪英格兰经济史》（T. S.Asht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18th Century），伦敦。1955年，第51、55页。）。如以上述比例计，1732年全国成交羊2,050,800只，1750年为2,625,360只，1794年为2,871,960只。如此，英国每年交易羊在千万只左右。如果再加上农户未出售的羊在内，阿瑟·扬的估计似也有可能达到。呢绒工业的发展是与养羊头数的增加相一致的，养羊业为呢绒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将农村经济纳入商品生产的轨迹。对此，波梁斯基评论说：“英国农业生产的成就扩大了工业--特别是呢绒业--的原料基地。英国农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羊毛，而工厂呢绒业也就获得了物质基础。随着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品的国内市场扩大了。英国农村中自然经济的基础完全消失了”。他还说：“可以肯定，17-18世纪的呢绒工业在英国经济发展上占据关键性的地位。英国在许多世纪以来的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无比密切的相互作用，这一点是许多国家（意大利、波兰、德国和俄国部分地方）所不具备的。但这一相互作用是通过呢绒工业实现的：呢绒工业从农业取得珍贵原料，刺激养羊业的发展，推动了土地关系的改变，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胜利。所以，呢绒工业的发展反映了英国经济中的最进步的变化，并且促进了这一变化”（注：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4、249页。）。
    还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经济的变化，是市场导向的结果，而市场的扩大同商人资本很早以来介入城市与乡村手工业生产过程是密不可分的。据西方学者研究证实，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工业生产组织的普遍存在形式是家庭工业。乡村毛纺织业生产的各环节，基本纳入包买制度的管理下。在英国，包买制度主要表现为外包制，即分散的手工工场。包买商就是那些支配原料又能控制销货的人，他们使实际生产者依附于自己。这一过程在18世纪的英国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有纺织工居住的各郡，不论是西部各郡还是诺福克或约克郡，都早已无力提供所需要的羊毛，粗毛只能通过收购者从全国买来。纺纱也不在当地进行，而是散布到边远的各郡的农村居民中去。在剪下的羊毛和纺线之间，有一道梳理工序，要求特别细心，因此，大的纺织品包买商都亲自对这一工序进行特别监督。梳是由行会手工业者进行的，独立核算，理大多是由包买商的雇佣工人去做。包买商把纺好的线提供给织工，织工带着全家或帮工按计件工资从事劳动，并将成品交还给包买商。然后，在包买商的车间里在工头的指挥下进行整饰加工，便于出售。可见，毛纺织生产的大部分转移到了农村，大量的粗活都是在那里进行的，城市主要对产品进行精细加工、贮存和推销（注：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第158、159、162页。）。而农村毛纺织业，各生产环节分工明确，包买商从中协调、监控，与作为小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完全不同。对此，桑巴特说，家庭工业是“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是一种本质特征属于“工人依赖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资本主义企业形式”。在家庭工业中，资本主义企业家并不是通过对一切物质资料的控制，而是通过市场来控制（注：见克里耶特、汉斯、舒伦博：《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B. Kriedte.M.Hans and J.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