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崇佛，所以，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契丹辽国境内修建了大量的寺庙，诚如一些辽代石刻资料所言，“三教并化，皇国崇乎至道，则梵刹之制布域中矣。”① “故今昔相沿，历朝所尚，城山胜处，列刹交望矣。”② 在众多的辽代寺院中，有很多大型寺院，殿宇耸立，规模宏巨，不仅其本身占地面积之大、之广，而且，它们所拥有的寺田的数量，也绝不可小视。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寺田之多寡，是衡量寺院经济是否发达的首要条件，辽代亦然。以往，辽史学界基本认同的一个观点是，辽代寺院经济非常发达，依据之一，就是辽代寺院拥有大量的寺田。③ 但是，基于文献史料稀缺之缘故，具体到辽代寺田的一些细况，特别是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辽代寺田契约文书及其规定，辽代寺院庄园“二税户”是否真的双重纳税，以及辽代寺院园林的种植状况，等等，探讨得还不够细致和深入。笔者不揣浅陋，钩沉20世纪以来发现的辽代石刻资料，拟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冀望能对今后辽代寺院经济的更加深入研究，有所启迪和推动。
    一、寺田之来源
    辽代寺院田地之来源，大致有三种渠道：一是传承于前朝所占有者；二是辽代社会各阶层俗家佛教信徒向寺院捐施者；三是由寺院自己出资购买者。
    首先，在契丹辽国境内，尤其是在南部的燕云地区，遗有大量隋唐、五代时期的旧有寺院。在这些寺院中，便有大量隋唐五代时期寺田同时流转、传承至辽代，成为辽代寺田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兼并的加剧，特别是由于政局的不稳，统治者争相佞佛，于是，大量的土地流入寺院。如《旧唐书·王缙传》即载，唐代宗执政期间，“凡京畿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④ 到唐代后期，一座普通寺院的庄园可占地数十顷，大的寺院庄园寺田竟达数百顷。⑤ 典型者，如范阳白带山的云居寺，为刻藏石经之需要，始建于北齐至隋大业年间。至唐代，云居寺香火更旺，佛教信徒们经常捐施土地、财物入寺。《全唐文》卷353引王守泰《记山顶石浮图后》即云：唐中宗的女儿金仙长公主，即曾将其食封范阳县上垡村“赵襄子淀中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全部施给云居寺，“永充供给”。契丹辽朝建立后，云居寺又成为辽代燕云地区的名寺之一，寺庄田土继增，刻石藏经不辍。⑥
    再如辽代南京道渔阳西北的盘山感化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旧号元宫”，后改称“感化寺”。该寺历经隋唐五代至辽，数百年间，不断修葺扩展，规模宏大，亦为辽代燕云地区著名寺院。据乾统七年（1107）的《上方感化寺碑》记载，该寺亦有从前朝流转、传承下来的寺庄及大量寺田、园林：“以其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该寺在三河县北乡还有一座传承于前朝的寺庄，“辟地三十顷，间艺麦千亩，皆原隰沃壤，可谓上腴。”⑦
    其次，据辽代石刻资料记载，辽朝的俗家佛教信徒经常向寺院大量捐施土地。比如有皇帝捐施的土地。刻于天祚朝的《重修觉山寺碑记》即云：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向觉山寺“赐山田五处，计一百四十余顷，为岁时寺众香火赡养之资，地之兴复大倍于昔”。⑧ 有公主捐施的土地。如天祚朝初年所刻《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即载：“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土百顷。”⑨ 还有官贵人士捐施的土地。如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契丹大横帐兰陵郡夫人萧氏（知涿州军州事耶律昌允妻），在捐资建寺的同时，亦向寺院“施地三千顷，……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⑩
    除崇佛的上层官贵人士外，辽代也有下层信教民众向寺院捐施土地。如道宗朝南京道析津府良乡县绣户张义绚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曾捐舍家资助佛，其中即“将县北公村别野一所，田土园林约近陆柒顷”，全部捐给了寺院。(11)
    第三，辽代的寺院还经常自己出资从民间有田者手中购买土地，以扩大寺田的占有量。如咸雍元年（1065）的《弥勒邑特建起院碑》即载：“清宁七年，买徐员外地，遂为归义寺”。(12)
    通过继承前朝旧寺之土地和获得当朝俗家佛教信徒大量的捐施，以及自己出资购买，使得大量的良田沃土，流进了寺院，划归于寺庄，辽代寺院已成了大量耕地的所有者。一些石刻资料形象而具体地描述了辽代寺院大量占有寺田的情形。如大安九年（1093）的《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即载，该寺“广庄土逮三千亩，……增山林百余数顷，树果木七千余株”。(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