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引寿昌元年（1095）的《缙阳寺庄账记》，即是该寺一份“账簿”式的寺田继承“契约”文书。
    关于该寺寺田之由来，该石刻文字虽已残缺不全，但仍能分辨出是社会各阶层俗家佛教信徒捐施的土地，捐施者既有兴宗皇帝，也有“坟主高大王”等。“迄至我朝兴宗皇帝，乃赐缙阳之□□后□□□殿僧房共三百八十余架，地□园林约□（下缺）”。“传有道侧坟主高大王，合家施根後庄田，托众僧为远嗣，至今仍尔。”
    然后是该寺寺田的位置、亩数及“四至”。如兴宗皇帝所赐寺田，“……小道之北，东连翠岭，西接青嵠”。“高大王”等人捐施的寺田，“前後并□□□敏具（下缺）倾六十亩，浮图子地一段十亩，次北一段二十亩，又次北一段二十亩，中间□寺主施二十亩，南道北一段，□□二十亩，北道北一段，□□□（下缺）土共□□□，西至涧，□至官道，山东葛家峪地一倾，东至涧，南西至张化，北至山顶，□□地一倾二十三亩，（下缺）家坎地三十亩，□至怀霍，崔家安地一倾二十亩，东至山，南至道，西北至翟公谅，中山□□一□二十亩□（下缺）可言，南至吕广俔，西北至道，林墓地四十亩，东至贾守谅，南至墓，西至翟公谅，北至道，坊子□地三十□（下缺）道，南至翟嘉进，次道西一段六十亩，东至□□于可言，西至张守仁，北至道，次北一段四十亩，东至张守仁，南至□（下缺）韦谦让。次东北地□□□□□□东□，西至道，北至□懿，次北一段四十亩，东北至道，南至崔□，西至河，次道□（下缺）四十四亩。”
    最后是关于寺田“用途”之约定。即告诫该寺寺僧，这些寺田只能作为其今后生活之依靠，绝不许典卖。“恐年代远（下缺），愿乃为虚废所托，众僧之靠赖无依，诚失彼之要期，蹇□之□抱众□，今后假馀缘，勿口典卖，实为□便□……”(20)
    辽人崇佛，寺院遍布，一些寺院之间相距较近，故而，难免因某种变故而出现寺田之争端。如果出现寺院间的寺田划界纠纷，私下又难以解决，便会有其中一方讼至寺院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仲裁调解，重新丈量划界。若最终调解成功，也会在仲裁部门的监督下，双方（或多方）签订一份寺田仲裁类法律文书，将重新划定立石的田界在文书上清晰标明，以便今后双方各为遵守，不许越界耕种。如重熙十五年（1046）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侧记》即刻记了南京道蓟州盘山妙化寺、千像寺（即佑唐寺）、感化寺、妙祥寺等寺院间有关寺田、园林边界争端的仲裁文书之内容，颇具代表性。该石刻的文字分为上、中、下三段，其中上段碑文记载的是妙化寺与千像寺间的园林地界争端仲裁之内容：“妙化寺主僧普□□□丙辰年有状，公论千像两争中隔，因依今□山门□和更□位词论对两自封师满量情愿化了。□山门□□□□□□内同共□川云居院、并次南烧饼石□南分水岭上大石山垛子正左相□中心之处，自石垛南中间长大岭直至雷头。自石垛山南，上下取分水岭心都□□□中，留有□东西两边地上柴木，两寺各自永远为主管，不能复别有紊乱，恐后无凭，仅此为据。重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寺主僧普严。连状人僧普仙。当寺尊宿僧智初。山门首座、感化寺僧道文。报国寺尊宿僧云晏。法与寺尊宿僧惠源。”
    中段碑文记载的是感化寺、妙祥寺等三寺边界争端仲裁之结果：“其立石者在感化寺东北雷头坎上。妙祥寺出入车道，东道上有自古立石，上有字为三寺中隔。”
    下段碑文记载了边界争端仲裁后千像寺寺田的方位和四至：“蓟州□□□□□千像寺当住持僧一所名海云。寺地土四至分头标自于石。寺场地四至，东至古道，南至古道，西至河，北至河。河北有地一段，东至大河，南至河，西至官道，北至古堰。”(21)
    三、寺田的耕耘者——寺庄“二税户”
    辽代许多大型寺院通过继承、捐施和购买等渠道，拥有了大量的寺田，寺田上便有了由众多寺户组成的一个个寺院庄园。辽代寺院拥有“寺庄”，石刻资料已见记载。如前述之白带山云居寺，自唐代开始即有金仙长公主捐施的“麦田庄”；盘山感化寺，在三河县北乡也“有庄一所”；陈宫山观鸡寺“广庄土逮三千亩”。此外，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亦记载了神山云泉寺附近有一处二百余户人家的寺庄：“渔阳郡南十里外，东神西赭，对峙二山，下富民居，中廠佛寺，……大小踰二百家，方圆约八九里。”(22) 乾统四年（1104）的《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也记载了该寺院拥有“坟庄”、“碾庄”等多处寺庄。(23)
    辽代寺院庄园中的寺户，被称为“二税户”，但辽代历史文献不见记载，仅见于《金史》中。如《金史·食货志》即云：“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田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24) 同书《李晏传》更具体地记述了辽朝锦州龙宫寺“二税户”的一些情况：“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适之甚。”(25)
    《金史》所记辽代寺院庄园中的“二税户”多为由崇佛信教的官僚贵族所捐施，已被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所证实。如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形状碑》即记载了道宗朝秦越大长公主耶律氏曾向拟建中的大吴天寺捐施“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器用等物”。(26) 又前引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亦记载兰陵郡夫人萧氏曾向静安寺捐施“人五十户”。等等。
    所谓“二税户”，是指这些身居寺庄、在寺田中耕耘的劳动者，既要向寺院僧侣地主纳税，同时还要向政府纳税。辽代寺院庄园中存在双重纳税的“二税户”，也被近年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所验证。如刻于乾统七年（1107）的《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即记载：高僧严慧大德在道宗朝末期，曾被选为燕京三学寺住持。“师力整颓弊，居多弘益，三载供费之外，有钱五千余贯。乾统初，省司以课最闻，朝廷嘉之，特赐紫方袍，加号慈辩。”(27) “课”，古时即指纳税。这就是说，燕京三学寺在严慧大师的主持下，其寺庄“二税户”生产经营搞得好，不仅富了寺院，而且向政府纳税额亦增多，所以，寺院负责人便得到了朝廷的“赐袍”、“加号”等项褒奖。
    南京道涿州范阳县歧沟关有一座大型寺院，名为“天王院”。天王院寺庄内也有大量寺田。据咸雍二年（1066）的《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记载，天王院众僧曾“各舍净财，赎杂宝大藏经”。所谓“赎杂宝大藏经”，是指该院僧人集资，以“赎”的形式，购买、收藏了《大藏经》的一种。道宗朝政府大力扶持佛教，为减轻该院僧人因赎购《大藏经》而造成的经济负担，便决定减免该院寺庄一定时期内一定亩数的“田税”，作为补偿。“咸雍二年十月日，大通田免税至四年六月七日。”免税寺田的亩数为五百九十一亩。同时，该石刻还记载了这些免税寺田的具体方位和“四至”等。(28)
    值得注意的是，由以上所引石刻资料（《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和《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之内容分析，笔者初步判定，辽代寺院庄园中的“二税户”并不直接将他们应纳的一份田税上缴给政府，而是将“二税”全部交给寺院，再由寺院按一定比例提出，将应缴纳部分，统一上缴给政府的相关财税部门。
    四、寺田及寺院园林中的粮蔬果木之种植
    辽代寺院庄园的寺田里都种些什么农作物？文献史料未见只字记载，我们只能从石刻文字资料中作些钩沉。如种植“水稻”。前引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形状碑》记载道宗朝秦越大长公主耶律氏向拟建中的大昊天寺捐施的土地即为“稻畦百顷”。这说明大昊天寺建成后，其寺田肯定要种植水稻。辽代的大昊天寺在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市），《大元一统志》：“大昊天寺，在旧城，寺建于辽”。辽代南京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下确可种植水稻。早在辽景宗执政期间，就有朝臣建议在南京地区辟田种稻，但因当时正值辽、宋交战时期，南京为战区之前沿，朝廷出于方便军事行动等因素的考虑，没有批准。此事见载于《辽史·高勋传》：“保宁中，以南京郊内多隙地，（高勋）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29) 辽、宋战争结束后，南京地区不准种稻的禁令被逐渐解除。据《辽史·道宗纪》记载：咸雍四年（1068）三月，道宗皇帝“诏南京除军行地，余皆得种稻”。(30) 秦越大长公主向拟建中的大昊天寺捐施稻田，即在这一时期。
    除“水稻”外，辽代寺田种植的农作物还有“麦”、“粟”等。如前引乾统七年（1107）的《上方感化寺碑》即记载，该寺之寺庄“艺麦千亩”。“艺”者，种植也。说明该寺寺田大量种麦。大康四年（1078）的《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记载佛教信徒张义绚夫妇捐给谷积山院的寺田种植的作物即有“粟”、“果”等。粟，俗名谷子，子实去皮后即为小米，契丹辽地，无论是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还是塞北的契丹腹地，均有大面积种植。如《辽史·食货志》即言：“诸屯田在官斛粟”；“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31) 道宗年间，宋人苏颂使辽，途径中京道奚人、汉人和契丹人杂居区，亦见当地人大量种粟，苏颂使辽诗作《牛山道中》中即有“农夫耕凿遍奚疆”，“种粟一收饶地力”之句。(32) 民间大量种粟，寺院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