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现代学术史上最著名的大师，郭沫若先生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以他开拓性的建树和独创性的贡献而值得我们永远铭念。本文仅就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前学研究领域的成就作一简要探讨，以期现在中国史前学的建设与发展能够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诲。
    史前学是以人类社会的史前状态即原始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在西方，史前学先后被归属于地理学、生物学或者人类学的范畴之内，而在我国，史前学从它开始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基本上被纳入了中国历史学的轨道之内。中国史前学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原始社会，因此它从本质上就与传统的旧史学格格不入。史前学在中国是作为新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新史学即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①，亦便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来重新研究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坚持认为，人类的史前史是人类历史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区别只是在于史前史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中国史前学，是将西方先进的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用以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的历史，并与中国古史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研究相结合而产生的。郭沫若先生为中国新史学在史前学这一领域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郭沫若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的开拓者。
    早在一九二三年，郭沫若先生就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中指出，不能忽视中国思想史三代以前的这一时代，同时，他还提出了素朴的本体观与原始的自然神教的关系这一命题，这反映了他在思考中国古代思想问题时，是把它与三代以前的荒古社会相联系来把握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先生避难东渡，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以探索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出路，他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积二十年代以来的长期研究，于一九三○年正式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划时代的历史学著作，不仅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主张②，推动了社会史大论战高潮的形成，而且也可以说它是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上古社会，从而开拓了中国史前学的奠基之作③。该书一版再版，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影响了一大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如吕振羽、侯外庐、尹达等。虽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当时已先后由蔡和森、杨贤江介绍到国内，但把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与方法用于研究中国史前社会，这还是破天荒的创建。郭沫若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由于恩格斯《起源》未能论及中国社会，因此本书在性质上可以看作是《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也是在《起源》的启发之下形成的。他认为《起源》对于了解“国故”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郭沫若先生首先用了很大篇幅，撮要介绍了恩格斯与摩尔根的学说，并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从工具出发，第一次把中国一部古代史理解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依次更替的历史。他认定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是以渔猎和畜牧生产为基础、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他发前人所未发，科学地解释了象《吕氏春秋》所谓“知母不知父”之类的现象是反映了原始人母系氏族社会的面貌。他指出：传统史学中以神话传说为正史是极不科学的，但是他认为在古史传说中，也确实保存着一些氏族社会的影子。在学术实践中，他始终比较重视对于古史神话传说的考析与研究。他把黄帝和三王先祖等圣贤感天下生的神话，还原为野合杂交或解释为血缘群婚的母系社会的现象。他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中最为著名的尧舜故事，得到了很多发明：首先他从“有虞氏尚陶”、“有虞氏瓦棺”的记载中，看到了新石器时代历史的投影；这与史前考古学的证实相吻合。其次，他将尧之二女妻舜和舜象共妻尧之二女的富于戏剧性情节的传说，看作是中国历史上亚血族群婚即互为普那路亚曾实际存在的最好例证。第三，他指出尧舜禹不传子，说明父子相承的父权尚未确立，而尧舜禹禅让则反映了氏族评议会和氏族民主选举的历史真相；第四，他引证西印度土人的二头盟主政治来说明尧与舜和舜与禹先后同时并存的政治态势。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先生引证卜辞以考论娥皇、女英事迹，无疑为二女传说具有某些真实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力证。
    郭沫若先生列举了“兄终弟及”、“尊崇先妣（特祭）”和多父多母现象等依据，并将其不尽恰当地解释为“母系中心社会”或“彭那路亚家族”的孑遗，同时，根据尚处金石并用时代，文字正在形成，农业不发达而畜牧业发达，偶尔的商品交换等理由，推论殷代为原始社会末期正处于一个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变革时代，而在商代以前，自然属于石器时代尚未开化的原始社会。这样，郭沫若先生首次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与史前社会的历史相联系，从而表明辉煌的中国古典文明并不是空谷来风，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在中国史前学史上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贡献。
    由于郭沫若先生过多地夸大了殷代社会和神话传说中氏族社会种种残留的比重，同时，还由于史料辨析上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考古学当时所能发现的材料的局限等原因，从而使他过低地估价了殷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四十年代以后，郭沫若先生逐渐修正了自己的旧说，认为中国原始社会的崩坏当在殷代之前。他逐渐地抛弃了把西方的民族学与考古学理论简单套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作法。一九四七年他指出：丹麦学者通牟森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史前考古学创立的石器、铜器和铁器的分期标准，未必与中国远古社会的实际进程相符合。在中国，金石并用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而青铜时代则已进入奴隶社会了。纠正自己旧说的不足，是郭沫若先生学术生涯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般论及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历史学的成就时，仅仅注意他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学说，而忽视了他关于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思想，其实后者也是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学说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九五四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序言中，郭沫若先生鉴于甲骨学与殷墟发掘的巨大进步，作了进一步的反省，再次肯定了殷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的观点。他认为导致自己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之一，是在于史料年代判断上的失误，例如，开始他把《易经》视为原始共产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代的产物，后来则认为是战国初年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堪称学者们的楷模。
    郭沫若是最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发表见解的中国学者。一九二八年，他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中，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一九三六年在《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一文中再次重申：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社会以前的一个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是家长制，财产形态是氏族财产形态。从财产形态入手去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历史地考察经典作家这一概念的使用，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所赞同。郭沫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见，也影响了一批历史学家如王亚南、童书业、田昌五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可以说是他对中国史前学的又一重要贡献。后来，他在《古代社会研究答客难》一文中亦更加明确地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原始共产社会--氏族社会。这表明郭沫若在从事古史研究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郭沫若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坚持认为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奴隶社会这一发展阶段，他是从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中论证奴隶社会之存在的。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他在《论古代社会》、《驳〈实庵字说〉》等文章中，批驳了中国封建社会是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的观点④，在他看来，由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中只能产生奴隶制的社会形态。